趙鐸還強行從本就捉襟見肘的國庫中抽調銀兩，擴充軍隊，并派出大量使者，攜帶重金，前往各地藩鎮，試圖拉攏他們一起對付北疆。

然而，這些舉措效果寥寥，甚至適得其反。

高壓政策不僅未能遏制消息傳播，反而坐實了趙鐸的心虛和殘暴，使得人心更加離散。

所謂的“討逆”詔書和號召，應者寥寥。各地藩鎮要么陽奉陰違，要么干脆置之不理，甚至有些偏遠地區的節度使開始暗中與北疆聯絡。

強行征稅擴軍，更是加劇了民間困苦，怨聲載道。

更讓趙鐸恐懼的是，朝堂之上，開始出現一種詭異的“沉默”。

許多大臣稱病不朝，上朝的也多是唯唯諾諾，不再提出任何實質性建議。

一種無聲的抵抗和觀望情緒，在官員中蔓延。甚至宮內，他也總覺得太監宮女們的眼神怪怪的，仿佛在暗中議論他。

他感覺自己正在眾叛親離，坐在一座即將噴發的火山口上。而這一切，都是因為那個遠在北疆的“孽種”。

在極度的恐懼和憤怒驅使下，趙鐸的性格變得更加多疑和殘暴。

他不再相信任何人，連貼身的太監都換了好幾茬。他整夜失眠，依靠藥物和酒精麻醉自己，精神狀態極不穩定。

這一日，他在密室中召見了新任的皇城司都指揮使馮長海和幾名他自認為還“可靠”的心腹死士。

此時的趙鐸，眼窩深陷，神情憔悴，但眼神中卻閃爍著一種病態的瘋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