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弘羊所民不加賦國用饒,不取于民,取于何者?君不見,漢武帝末年,群盜蜂起,以繡衣使者捕之。此事有史可察,不見前車之鑒嗎?”
司馬光色動,顯然是有些上了火氣了,辯出了幾分真火來。
聽了司馬光,章越深切體會自己與曾布說的話,為什么要經史嫻熟?
至于以史為鑒,不是說說而已。
正如當初踩過的坑,都成了自己人生智慧。
歷史從不會忘記,但會不會矯枉過正就不知道了。
再說經,王安石與司馬光爭論的是,國家有錢沒錢嗎?
不是,他們之間是意識形態之爭,也就是經義之爭,圍繞著開源還是節流爭論。
開源就是大政府,節流就是小政府。
儒家確實一直是主張藏富于民,只要百姓有錢,國家也會有錢了,這就是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戰國時,苛政猛于虎,很多諸侯橫征暴斂,故而儒家規勸國君們,一定要藏富于民啊,這是沒錯的。
但司馬光還用這個說法,就將問題給簡單二元化了。
王安石面對司馬光長篇大論,沉著地反擊道:“我聽聞欲富其家者資之國,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取財可以于天地,何來不在民即在官之說。”
“朝廷為何要鼓勵農桑,修堰筑壩,此非取于民,亦非取于官,而是取自天地,官民皆得其利。”
章越聽了頻頻點頭,一個家庭要想富裕,必須取財于社會,社會要想富裕,必須取財于自然資源。
歸根到底,除了分蛋糕還有作蛋糕嘛,發展生產力就是作蛋糕,也是財富增長的唯一手段。
司馬光的想法,就是分蛋糕,零和游戲的思維。
比如股票市
場,如果沒有上市公司的分紅,就是零和游戲。零和游戲無論怎么玩,最后都是割韭菜。
王安石又道:“我與君實之見不合,非僅所操異術也,而在名實之辯。君實所征利之說,當我看來不過是闔門而與其子市,而門之外莫入焉。我之所為不是征利于民,而為國家理財。如今國用不足,不僅在于無節之費,更是失于理財之道。自真宗皇帝以來理財無法,故而國家雖儉約而不富。”
闔門而與其子市,而門之外莫入焉。就是把門關起來,父親與兒子買賣作生意,外財不入。這樣一個家庭如何能富裕?一個家庭要富裕必須取財于社會。
王安石用這句話徹底反擊了,司馬光之說不在官就在民的零和游戲思維。
司馬光則道:“介甫,何為名?孔子曰‘必正名’。正名當以周禮為本。周禮除了征利,難道還有理財之說?這理財是何名?”
王安石道:“先有其實再有其名。周禮雖未有理財之名,但未必沒有理財之實。管仲為國理財,摘山煮海坑冶,取財貨于天地之間,未見孔子責也。孔子熟知周禮,反道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管仲之舉又豈見周禮所載?”
司馬光與王安石此番辯論是名實之辯。
司馬光說得是儒家經典周禮,作為行為準則,讀書人修身治國要看一切行為是否符合周禮,以實符合于名,就是正名。所以孔子說‘必也正名’,說白了理論指導實踐。
王安石說不對,先有了事物,我們發現了,才給他命名,這就是先有其實后有其名。你沒有看見他,不等于他沒有啊。
司馬光則道:“介甫所為,乃堯舜所未嘗為之事而為之,并非是先王之道。”
章越感嘆司馬光厲害啊,不愧是高手中的高手,一句并非先王之道,就把王安石所定性了,他方才所有的努力都白費了。
“何為先王之道?堯舜之時又豈有先王之道,難道就不治理天下了?”
眼見王安石駁斥,一直不吭聲的王出面道:“陛下,司馬光省費從貴近始,所極是,王安石所費不多,亦是極是。惟陛下圣裁。”
王這話是廢而不廢的廢話。
唯一的作用就是結束了王安石,司馬光這場廷辯。
見王將皮球踢給了自己,官家非常高興,他對這場辯論十分滿意,兩邊意見得到了充分討論,朕有所得。
至于裁斷嘛,但見官家道:“朕的看法與司馬光相同,今日學士院故而以不允答之宰執的奏疏。”
王聽了一蒙,官家這是什么操作,朕與司馬光看法相同,但朕選擇王安石的作法。
正當這時一人道:“啟稟陛下,臣以為不妥!”
此話一出,眾人皆驚掉了下巴,作為人肉背景墻的章越居然說話了!
ps延和殿論辯是宋史里很重要的一章,這與漢朝鹽鐵之議一樣,代表了國家經濟制度,國策的轉變。
但史書記載的辯論部分被史官拉偏架,只保留司馬光說了什么,王安石說什么被刪了許多,所以看得是司馬光勝了。
但王安石那么會狡辯的人,豈會輕易敗下陣來,故而本章王安石部分是筆者補完,皆有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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