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露未曦，政法大學的梧桐道上。

張海峰穿著洗凈的藍色工裝，腳下是刷得發白的勞保鞋，每一步都走得格外用力，仿佛要把鞋底沾著的物流園塵土，深深印在這所高等學府的地面上。

“別緊張。”

鄭儀拍拍他繃緊的后背。

“徐老師最討厭裝腔作勢的人。”

法學院三樓，徐永康的辦公室門敞開著，老人正在給一盆綠蘿澆水。

聽到腳步聲，他頭也不回地說：

“進來吧，工人階級同志。”

張海峰的腳步猛地頓住。

這個被工頭罵過“臭苦力”、被保安趕過“別弄臟地板”的搬運工，第一次聽到有人用“同志”稱呼他。

徐永康轉過身，目光落在張海峰磨破的袖口和粗糙的手掌上，忽然伸出雙手。

那雙寫過多部法學著作的手，穩穩握住了沾滿機油與繭子的手。

陽光斜斜地照進辦公室，三個身影圍坐在舊茶幾旁。

張海峰起初磕磕巴巴，但當講到工友們如何湊錢買法律書籍、如何輪流守夜研究仲裁流程時，語突然變得流暢有力，徐永康時而拍腿叫好，時而皺眉記錄。

鄭儀注視著這一幕，恍惚看到兩條原本平行的生命線，在此刻歷史性地交匯。

茶水續了三巡，徐永康忽然問：

“海峰同志，論壇發稿準備好了嗎？”

“我、我讀的書不多……”

“要的就是這個！”

老教授一巴掌拍在茶幾上，茶盞叮當作響。

“你不需要像那些專家一樣引經據典，說說你幫工友討薪時，勞動局的門往哪邊開？仲裁庭的椅子有多涼？老板的律師怎么用法律條文繞暈你們？”

張海峰黝黑的臉漸漸漲紅：

“這些……真的能說？”

“不但要說。”

徐永康眼中閃著銳利的光。

“還要當著王振國的面說！”

窗外，正午的陽光穿透云層，將三個人的影子投在書架上那排精裝法典上。

一個皓首窮經的學者，

一個摸爬滾打的工人，

一個重拾初心的青年。

階級或許不同，但此刻，他們都是同志。

夕陽西垂，張海峰走在高大的梧桐樹下，手掌輕輕拂過斑駁的樹皮。

身旁不時有學生騎車掠過，書包里露出《刑法學講義》的邊角，車鈴聲清脆地劃破黃昏。

“想過嗎？”

鄭儀突然問。

“如果當年……”

“天天想。”

張海峰笑著搖頭，目光追隨著遠處圖書館的尖頂。

“特別是頭兩年打工時，每次路過大學門口，都會算，這時候我本該在哪個教室上課。”

鄭儀沉默著。

前世他大學畢業后忙于鉆營，早忘了這個少年時的兄弟，更不曾知道對方承受了多少遺憾。

“后來就想通了。”

張海峰彎腰撿起一片完整的銀杏葉，對著夕陽細看葉脈。

“我爸現在還癱在床上，我媽在菜市場有個攤位，工友們叫我‘張律師’……這條命啊，它不給你走直線的機會。”

風吹動樹影婆娑，恍惚間鄭儀似乎看見另一個時空的畫面，意氣風發的張海峰穿著學士服，站在政法大學的禮堂前拋起方帽。

“后悔嗎？”

“悔有什么用？”

張海峰把銀杏葉塞進《法學概論》的書頁里。

“我現在幫老李頭討回的工錢，可比文憑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