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榮當夜就出錦興坊去見徐昭齡、金瑞,誰都知道他們是安寧宮、太子及外戚徐氏一系的人物,也不需要為此刻意避諱什么;再者,襄州城內都是大楚將臣,迎來送往也不是什么斬頭的罪。
徐昭齡原為左武衛軍監軍使,此次又兼領西北面行營監軍使,名義上是鄧襄集結兵馬除杜崇韜、三皇子楊元溥的第三號人物,但無論是杜崇韜個人對左武衛軍的掌控,還是杜崇韜順應天佑帝的意志,對外戚徐氏的權勢進行限制,總之徐昭齡這個監軍使在襄州城多少有些名不符實。
除了監察左武衛軍及襄州諸部兵馬有無異動,徐昭齡手里并無太多的實權,不像有一部分南衙禁營軍以及北衙侍衛親軍,錄事參軍及法曹參軍等將,都要向監軍使直接負責。
實際上徐昭齡的個人能力也有所欠缺,要不然的話,作為徐氏僅次于徐明珍父子的核心子弟,徐昭齡即便不在朝中直接掌握要害部門,也理應執掌像潤州、揚州或余杭等大州大郡的軍政之權,而不是作為監視限制杜崇韜的棋子使用。
徐昭齡在襄州不直接掌握實權部門,身邊除了數十護兵外,所能調用的資源,甚至都不如職方司鄧襄房主事金瑞。
此外,郭榮真有什么不滿,也只能質問鄧襄房主事金瑞辦事不力,還沒有資格對徐昭齡指手劃腳。
面對郭榮的指責,金瑞枯瘦的臉頰擠出一絲苦澀的笑。
他是早就注意到三皇子身邊的侍衛人馬頻繁更換,李知誥、韓謙身邊的扈衛也頻繁進出襄州城,但除非杜祟韜下令或者徐昭齡以監軍使的名義強烈抗議,不然在襄州城里,還有誰能對這事指手劃腳?
當然,金瑞注意到錦興坊那邊的異常之后,有提醒徐昭齡,奈何徐昭齡沒有足夠的重視,金瑞也沒有無計可施。
除了動用最暴烈、最直接的手腳,職方司鄧襄房受金瑞掌控的那些精銳斥候,也只能盯著龍雀軍那邊的動靜,卻沒有其他的處置權。
不過,當前最緊迫的還不是三皇子身邊有什么異動,而是壽州在蔡州南部、光州北部的兵馬,正承受著梁軍所施加的極大壓力。
他們此時更應該共同努力的,是要使得在鄧襄方向所集結的大楚兵馬能夠更積極主動一些,以緩解壽州軍此時所承受的巨大壓力,甚至暫時跟三皇子所屬的龍雀軍合作,也是在所不惜的。
因此,對于郭榮建議徐昭齡出面阻攔三皇子與沈漾向杜崇韜討要空餉軍糧,以限制龍雀軍在左前部能有什么作為,金瑞心里則是不贊同的。
事實上,龍雀軍倘若能對少習山一線的梁軍有所作為,甚至進而威脅到梁國整個山南地區,必然能叫梁國此時集結于潼關、洛陽一帶的后備兵馬不敢輕舉妄動,這實際上也將能緩解壽州軍在北線的壓力。
不過郭榮、徐昭齡未必會這么想,金瑞也就不便急于表達自己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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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怫然怒,謂唐雎曰:‘公亦嘗天之子怒乎?’唐雎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慧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寢降于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
待沈漾又從軍中選撥兩百多少年將勇加強新編侍衛營的實力之后,即便領受民夫錢糧一事暫時還沒有出結論,韓謙便過來跟三皇子辭行,準備前往滄浪主持筑城之事。
即便沈漾、郭榮、陳德、柴建、李沖等人在場,韓謙猶是侃侃而談,
“沈漾先生必然跟殿下傳授過此文的要旨,但韓謙從此文所悟卻是另一番道理,殿下可要聽一聽?”
“韓師請講。”楊元溥專注的往前傾過身子,示意韓謙繼續講下去。
“韓謙從《唐雎不辱使命》一文所悟的道理,乃是天子之權位于五步之外、千里之內——五步之內,天子亦與常人無異。前朝中晚期以降,諸君王性命都操|弄于宦臣之手,即五步之內不保,自然難談五步之外、千里之外的天子之權了,”韓謙坐于案前,侃侃而談道,“此時沈漾先生為殿下所選三百少年將勇,皆少年心性、意氣風發,還沒有學會背叛,還沒有學會陰謀,殿下當親事之,明示訓令,嚴加操訓,遇賞則賞,遇罰則罰,待殿下能掌握五步內之事,便能謀千里之權,切不可操之過急,也不可失之懈怠,將五步內之事委于他人……”
沈漾、張平皆以鼻觀心,不置可否;陳德嘿然而笑,覺得韓謙此議怪誕新鮮;柴建、李沖則目藏怒色殺機,郭榮則似有所思。_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