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教導員嘛，主要還是做好服務保障，解除一線同志的后顧之憂”

江昭寧靜靜地聽著，沒有再深問。

他明白了，在這個緝毒大隊，業務和政工涇渭分明。

教導員周志的“保障”工作，或許確實讓一些人心無旁騖，卻也無形中筑起了一道墻，一道將“思想”與“行動”隔絕開來的墻。

他讓周志離開了。

隨后，刑偵、經偵、網安、法制各部門的負責人如同流水線上的部件，一個接一個地走進這間氣氛凝重的辦公室。

又一個個帶著或輕松或緊繃的表情離開。

他們的匯報，如同精心排練過的戲劇，在江昭寧面前輪番上演。

刑偵大隊長滔滔不絕地講述著歷年積壓的陳年舊案如何梳理造冊、整理歸檔。

卻對眼下的現發命案線索語焉不詳。

經偵負責人則大談特談優化營商環境、服務企業發展的“柔性執法”理念。

對可能觸及深層利益的經濟犯罪線索諱莫如深。

網安部門負責人說了一連串令人眼花繚亂的技術設備名稱，并用攜帶的平板電腦當場演示了強大的網絡輿情監控能力。

卻對利用技術手段主動深挖犯罪線索閃爍其詞。

法制部門負責人則引經據典，將“依法辦案”、“程序正義”掛在嘴邊，反復強調案件審核把關如何嚴格。

對于基層執法中可能存在的灰色地帶或需要擔當突破的困境，卻三緘其口。

每一次談話，都像在重復一個精心設計的模板：成績是響亮的，困難是客觀存在的，責任是明確劃分的。

而觸及實質、觸及痛點的行動與擔當，則被巧妙地消解在冠冕堂皇的辭和互相推諉的縫隙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