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離不開士紳，這是中原王朝延續千年的慣例，根源在于治理模式的深層依賴。

其一，朝廷需要這些讀書人替他們牧民。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士紳便成了“圣人之道”的載體，他們熟稔經史，通曉倫理，能將朝廷的政令轉化為百姓聽得懂的鄉規民約。

地方官任期短暫，往往三五年便調任，而士紳世代居于此地，熟悉風土人情，能以“教化”之名化解宗族矛盾、調和鄰里糾紛，讓百姓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綱常里安分守己，這比單純靠官吏的嚴刑峻法更能維持長久的安穩。

皇帝自稱為“天子”，卻不可能親赴每一村每一戶宣講圣諭，士紳便成了連接皇權與百姓的紐帶，替朝廷將“忠君愛國”的思想播撒到鄉野之間。

其二，士紳鄉紳憑借自己在地方上的影響力，能幫地方官府完成朝廷的各項任務。

征收賦稅便是最關鍵的一環——田畝的多少、收成的好壞，只有土生土長的鄉紳最清楚，他們出面丈量土地、核算糧稅，既能讓官府少費周折，又能靠著宗族勢力逼迫佃戶繳納，避免百姓因官吏催逼過急而鋌而走險。

此外，修橋鋪路、疏浚河道這些徭役征發，賑災放糧時的秩序維持，甚至是征召壯丁入伍，都離不開士紳的配合。

他們一句話，能讓百姓乖乖出工；他們一句話，能讓糧倉的糧食順利運抵災區。地方官若想做出政績，首要便是拉攏當地士紳，否則政令只會成為一紙空文。

這種依賴早已刻入王朝治理的骨髓：朝廷用科舉功名籠絡士紳，士紳用地方實權支撐朝廷，形成一種微妙的平衡。

士紳因此得以壟斷地方話語權，甚至反過來影響朝廷決策，而朝廷也默認了這種“共治”模式——只要士紳不觸碰皇權根基，便任由他們在鄉野間作威作福，畢竟維持王朝運轉，離不開這群“中間人”。

比如朝廷要收稅，田賦、丁銀都藏在千家萬戶的田畝和人丁里，得靠士紳出面丈量、催繳，否則官吏下鄉只會被百姓當作豺狼，激起民變；朝廷要維穩，地方上的宗族糾紛、流民鬧事，得靠士紳帶著族丁出面彈壓，用“鄉規民約”安撫人心，畢竟百姓信族長、信士紳，遠勝過信官府的布告；朝廷要花錢，賑災的糧食、修河的物料，多半要從士紳的糧倉、商號里征調，國庫空虛時，還得靠他們“捐輸”填補窟窿，皇帝賞賜的“義民”牌匾，便是對這種依賴的明證。

士紳們正是攥緊了這根“朝廷離不開”的繩索，才能在地方上作威作福，在朝堂上與皇權分庭抗禮。

你要加稅？他們便喊“民不堪命”，煽動百姓哭訴求情；你要改革？他們便搬“祖制難違”，串聯同僚百般阻撓；你要動他們的田產？他們便說“動搖國本”，讓皇帝也得掂量掂量會不會激起士紳叛亂。

正因為如此，即便蒙古韃子入主中原，建立元朝，也不得不向這種治理慣性低頭，采取包稅制，給予地方士紳鄉紳諸多便利。

他們本是游牧民族，不懂農耕社會的治理邏輯，更無力派遣足夠的官吏深入每一個村落征收賦稅、維持秩序。

面對廣袤的中原大地和數千萬以農為生的百姓，除了依賴熟悉地方事務的士紳，幾乎別無他法。

包稅制便是這種妥協的直接體現——將一縣一鄉的賦稅額度整體“包”給當地士紳，由他們自行向百姓征收，朝廷只問結果，不問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