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由檢的關照下，皇明周報第二期刊發的同時，第一期的加印工作也一直在緊張有序地進行著。

四海商行的商隊擔負起了驛傳的職責。

第一期報紙每加印兩千份，就會隨同商隊一同上路，或是南下，或是往西北方向，這其中尤以南下的數量為多。

商隊每到一處州縣的驛站，就會將一定數量的報紙留下，當地官府會派人前來取走，然后再安排售賣及宣傳。

二十文一份的定價其實只是報紙的印刷成本，這個成本主要包括紙張和油墨，里面并不包含書辦吏員及工坊工人的薪資在內。

也就是說，現在的報紙其實是虧損的，不過，這種虧損與其產生的社會效益相比較，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計。

不過，朱由檢對于報紙將來能夠扭虧轉盈還是信心十足地。

在報社相關人員數量變化不大的情況下，隨著受眾人數地持續增加，報紙的發行量會提高，成本將會降低不少，再加上希望刊登廣告地商戶不斷增多，廣告收入也將會成為一種有效地盈利模式。

第一期報紙的印刷數量一改再改，最終定格在了七千份上，這其中京師的份額是三千份，大名其他行省四千份，這樣的成績是朱由檢沒有料到的，可以說是成果非常可喜。

大明崇禎十五年二月，印刷工坊的擴建工程終于完工，當期皇明周報的發行數量達到了一萬五千份，僅在京畿地區便發售出去了五千份，在綜合廠衛上報的信息后，朱由檢決定，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皇明周報每期發行數量就定在這個份額上。

因為與大明各行省相比，京畿地區的經濟發展勢頭迅猛異常，識字率也是大明最高的。

最近幾年，僅僅是京師便辦起了大大小小三十幾所官辦學堂，加上匠戶子弟學校的就學人數，京師六歲以上孩童入學率與從前相比發生了顯著的變化。

所有條件合適地孩童，都在官府的命令下強制入學接受教育，孩童所有上學所需費用全部由官府承擔，這些費用包括筆墨紙硯、課本、早飯和午飯。

這筆銀錢加起來并不是個大數目，經過一段時間的試運行之后，朱由檢得到了一個大概的數據：每一名入學孩童每年的花費大約在十兩銀子上下，三十幾所學堂總共有學生五千余人，每年總計需銀五萬余兩左右。

加上校舍建設、雇請老師和后勤人員的薪資、學堂課桌椅的添置更新等費用，這三十多所學堂基礎建設共計投入了十五萬兩銀子，后期所需運營費用，每年大概需要十余萬兩左右。

這筆資金由內帑與太倉分攤，不管是朱由檢還是戶部，都沒把這點小錢放在眼里。

成立官辦學堂之事并沒有在朝堂中引發太大的反對聲。

因為有圣人“有教無類”的名在先，盡管眾多利益集團并不情愿看到那些草民家的后代也能讀書識字，將來很可能會跟他們搶奪官位和話語權，但若是公開反對此舉，那就擺明了是違背圣人之，所以不管內心如何做想，朱由檢的圣旨還是被貫徹了下去。

本著“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原則，學堂的早飯和午飯標準，都是按照朱由檢制訂的標準來配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