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顯然嘉靖對于歐陽德推薦的程文德是不滿意的顯然嘉靖此刻已經想起來程文德是誰了。程文德乃是初學于金華府蘭溪縣章楓山，后從紹興府余姚縣王陽明游。嘉靖八年以一甲十一，聞其行事奇怪，如鬼如蜮，不可測度，每欲求面陛下一辯其奸。但臣嘗特疏論劾，指其阿附權門、縱子納賄之狀矣，遂以小人疾之已甚，恐生厲階而止。今鋐之奸愈肆，臣亦何惜一死而負陛下也。且鋐動人以私怨，欲傾陷之以欺陛下。臣于鋐非有私怨也，顧天下公義決不可掩君父，決不可負君子小人，決不可并立于明時耳。

馮恩還明說了，之所以彈劾你汪鋐，不是因為我和他有私怨，乃是因為我和他有公憤，就是看不慣他一個奸邪小人，故而彈劾他。

然后馮恩繼續說明汪鋐的奸邪：夫都察院為紀綱之首，陛下不早易之以忠厚正直之人，萬一各差御史，求合稱職，效尤刻薄，以敗壞天下，輘轢小民，其為邪亂之彗，顧不大哉！此鋐尤當急黜者也。夫左右大臣，邪正得失，大略如此。

最后馮恩還把方獻夫、張璁拉到一起罵了：此非臣一人之私也，天下共聞共見之公也。但張孚敬之奸久露，汪鋐、方獻夫之奸不測。奸不可測，乃奸之深者。自古大奸能不使上知其奸，然后得肆其奸。使知其奸，去之何難。臣見三人聲勢相倚，而獻夫、汪鋐近來威福聲勢尤不可當。陛下欲去張孚敬而不去此二人，天下之事未可知也。臣謂張孚敬根本之彗也，汪鋐腹心之彗也，方獻夫門庭之彗也。三彗不去，百官不和。

將汪鋐、方獻夫、張璁三人比作彗星，要知道在中國古代，彗星是極不吉利的征兆，所謂孛星現，災禍起，古人將彗星作是不祥的征兆。而馮恩將他們三人比作彗星，還頗有新意的給他們三位各自取了外號，張璁是根本之彗，汪鋐是腹心之彗，方獻夫是門庭之彗。

方閣老肯定氣哭在廁所，自己堂堂武英殿大學士、內閣次輔，居然還不如汪鋐，更可笑的事情就是方獻夫的老師也是王守仁，這算是友軍傷害了。

本來當年他在當吏部員外郎時，他同主事王守仁談論學問，喜歡上了王守仁的學術，就請求王守仁將自己收為學生。經此一事，方獻夫開始與霍韜等人過從論學，學問功夫大有長進，逐漸形成獨得的理學思想，對王陽明的學術觀點亦開始有所質疑，他后來甚至懷疑王陽明“不疑佛老”，要求湛若水與之辯明異同。

方獻夫余生的唯一一件事就是駁倒王學，沒有其他事。方獻夫為此寫了《大學原》加以闡釋。朱熹認為通過格物是獲致事物之理，由格物而獲得真知，方獻夫認為“格物”與“致知”是同時進行的，不是兩截功夫；天下之理皆有本，須格物之本。在這點上，他無疑受陽明格物新說的影響，他與王的分歧在于：王陽明認為，“格”是“正”之意，“物”即“事”之意，而“事”即意之所在，所以格物就是正念頭。

方獻夫則認為，《大學》開篇即云“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后來又說“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自天子以至于底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顯然，“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格物就是知本，這個本就是明德。“知本”“知止于至善”就成為方氏為學的宗旨。方獻夫認為這就是孟子所說的“反身而誠”“強怨而行”，即反求諸己，推己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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