偵查員提出的質疑也不無道理，畢竟目前這種可能還是存在的，不能完全排除。

凌風揉了揉雙眼，沉默了片刻后，說道：“的確有這種可能性存在，但是雇兇殺人一般現場偽裝較少，留下的物證也比較多，而且因為殺手和被害人沒有明顯的因果關系，殺手殺人后要么潛逃，要么躲藏起來，再就是殺手殺人的目標準確，手段干凈利索。可是在這兩起案件里，我們可以通過監控很明顯看得出，嫌疑人在襲擊或者綁架被害人的過程中，都有足夠的行兇時間和機會，但他都沒有動手，反而帶走了已經失去反抗能力的被害人，然后再在隔天將虐殺后的被害人尸體丟棄。這些矛盾的行為都不符合雇兇殺人的特點，當然，也不排除雇主有特殊要求，想親眼看著被害人死亡，但這無疑增加了身份暴露的風險，也就失去了雇兇殺人的意義，所以我認為雇兇殺人的可能性存在，但是相對較小。”

“這里我還要補充一點。”馬建國說道，“其實我也曾有過這方面的想法，所以我順便查過高俊松夫妻的銀行記錄，但并沒有發現在案發前后他們的存款有異常支出的情況，而最重要的就是以他們的存款以及收入情況，并不具備雇兇殺人的條件。”

“所以我更傾向于這是一起有預謀的連環兇殺案，只是和一般的連環兇殺案不同，這次的兇手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群，有一名主謀，還有三至四名，甚至更多的參與者。”凌風說道。

“更多？！”在場的偵查員對此都頗感驚訝。

凌風隨即把h縣發生的案件詳情，以及和高俊松、陳文亮的對話詳細敘述了一番。

“凌隊，你認為主謀像之前猜測的，打著‘替天行道’的旗子犯案。”

“可以這么說。”凌風點頭說道，“之前在胡興東命案里，棄尸地點和兇手犯案的矛盾讓我懷疑棄尸地點是一種暗示，如果第一次只是巧合的話，那趙丹鳳命案又一次的不謀而合就不能用巧合來解釋了。如果不是棄尸地點的特殊性，我也不會找到和死者有關的人員線索，所以我基本確信棄尸地點這是主謀刻意留下的提示。一方面他想盡辦法掩蓋有可能留下的線索，為我們的調查制造麻煩，另一方面他又不想讓人誤會他是一個冷血殺手，所以才會通過棄尸地點留下和死者有關的提示，他是想要我們知道死者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才會遇害的，通過這種方式給我們一個‘死者該死’的暗示。”

“該不該死，這不應該由他說了算。”

“但不得不說，他利用受害人家屬痛恨死者，想要報仇的心理進行犯罪，的確是一個好辦法，可以說，這讓我們處于一個非常困難的調查局面。”

“可是主謀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真是為了申張正義？”

“用這種極端的方法申張正義？不是瘋子就是精神病吧！”

“很明顯，疑似主謀的嫌疑人的一切行為都不像瘋子，更不像精神病患者，如果是，那些跟隨他的人豈不全都腦子有問題了。”

凌風的手指在桌面上交替地輕叩著，說道：“腦子有問題的話就不可能把案子做的近乎完美了。我認為主謀的目的有兩點。一，主謀肯定是把自己的行為定義成‘正義’，他把自己當成了一名‘地下法官’，來審判那些制造了校園暴力卻得不到相應懲罰的學生，這里我們還要注意一點，這些學生在遇害的時候都已經成年了。二，除了‘正義’，我認為他可能也有過受校園暴力傷害的經歷，或者是校園暴力的受害者，或者是校園暴力受害者的家屬，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經歷，他才愿意去做這樣的事，也更容易與那些受害人的家屬產生共鳴，從而博取他們的信任，讓他們協助自己。表面上，他是在幫參與者，實際也是在幫自己發泄內心的仇恨。這兩點里面最可怕的就是第二點，因為我們在沒有證據的前提下，那些受害人家屬根本不可能配合我們的工作，即使有證據，他們也一定會想盡一切辦法給我們制造麻煩，因為對他們而，他們如今只會選擇信任那個‘主謀’，根本不會相信我們和法律，至少目前為止，高俊松和陳文亮都表現出了對我們排斥的態度。”

“類似‘斯德哥爾摩效應’。”馬建國說道。

“是。”凌風回道，“只不過在這個案子里，不存在綁匪和被綁者，也沒有罪犯和受害人，無論主謀還是參與者，他們都是某一件事的受害人，他們是因為相同的遭遇產生了共鳴，所以才會走到一起，然后以主謀‘馬首是瞻’，實施一系列他們自認為‘正義’的犯罪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