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社會之前，我對“社會”這兩個字有點莫名的恐懼。那源于二十幾年的人生經歷之外，我懂得上學是什么樣子，但不懂工作是什么樣子。很多成年人都竭力描繪它的復雜，又沒有一個能說得清，能分明地告訴一個22歲的女孩，7月畢業之前的日子和之后的日子到底有什么不同。他們也懶得說，因為反正他們不會再踏入校園，而我們早晚要走入社會。

我就這樣帶著半分茫然半分敬畏來到了文藝社。

文藝社是新中國成立初就成立的老資格出版社，因此社址在北京二環里，以至工作后我就暫時住回了燈花胡同的小院，有種撲騰半生回到原點的感覺。周圍都是寸土寸金的高樓大廈，在它們的俯視中，文藝社執拗地老派著。灰灰的墻，半壁爬山虎，白漆的牌子上寫著國家領導人題的社名，第一天站在文藝社的面前，站在我未來開始的地方，我有點說不上來的沮喪，這兒和我所有的想象都不同。我不知道多少人暢想過“長大后”這個偉大的時間狀語，又有多少人實現了小時候的豪壯志，我想可能大多數都沒有，我們就像被龐大海水覆蓋的水滴，沒有掙扎出一個泡沫，就消失掉了。

我被分在了宣傳部，我的領導是朱主任，一位快50歲的大叔，他人很和氣，按社里其他人的話說就是一副無欲無求的退休相。到他這個地步，沒有升的可能，也就沒了爭的斗志。大概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遺留下來的毛病，凡事朱主任都愛拿“社領導說”做開頭，一片紅心向著社長的感覺。作為宣傳部主任，他永遠背著一個相機，有機會就給社長照相。這馬屁拍得有點慘不忍睹，但他仍然樂此不疲。

這些都是我們部門比我早來兩年的張姐告訴我的，社長的履歷、社助的文憑、誰有背景、誰離過婚、誰和誰好過……我來了不到一個月，整個社里的關系就在她的幫助下全搞清楚了。朱主任和張姐都對我不錯，他們叫我“小謝”，這是我從小到大沒有過的稱呼，以前要么被老師同學喊作謝喬，要么被室友發小喊作喬喬。開始時朱主任還為此講了個笑話，他說每次叫我，都想叫小喬而不是小謝，小喬初嫁了嘛。這笑話很蠢很冷，但我還是自然地配合著笑了，就像我自然地配合著成為小謝一樣。

說起來我的工作真不忙，每天最重要的事就是給辦公室打一壺開水，然后保證一天的供應。這活之前是張姐做的，我來了之后就換成了我，過兩年社里再來新人的話，就會再換成他。整個文藝社都是以這樣的節奏工作著的，剛開始我也充滿干勁，想做點什么，想去開拓新的選題，拜訪很牛的作家，而很快我就被拖入了這種固有的節奏中。就像是一個嶄新的齒輪被裝入一塊陳舊的鐘表之中，它能做的只是慢慢變銹。

我讀了那么多年的書、我引以為傲的大學、我積累了許久的暢想，從那一刻起都失去了效力，對我來說，社會教會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它會剝去十幾年教育給你穿上的那件外衣，然后肆意地重塑你。

我被塑造成了一個坐在堆滿書的辦公室里，每天早上準時打一壺開水，然后坐下來看網上的各種新聞，在本社出版的圖書之外順便讀讀《鬼吹燈》什么的天涯熱帖，然后到點關機下班回家的小編輯。

而徐林和娜娜的工作與我完全不同，她們每天都很忙，徐林不辭辛苦四處接活，四處跑發布會，恨不得滿北京的娛樂版都是她的稿子。娜娜在臺里天天開會，做前期盯后期，她跟我說現在她的偶像是哪吒，因為三頭六臂、多手多腳。我們明明在同一個社會形態里，卻過著這么截然不同的生活，不知道是不是用政治題里常說的中國特色才能最終解釋。

我忍不住跟秦川抱怨作為一個社會新人卻有力氣沒處使的小沮喪，秦川安慰我：“她們是娛樂圈的人，和你又不一樣。”

“可是很充實啊！我現在都不知道每天做的事有什么意義。”

“喬喬，那你想做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