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清楚？”

王桂英打斷他，手指重重地敲了敲桌子：“沈書記，難道馮娟被強奸不是事實嗎？犯罪嫌疑人張啟明已經承認了自己的行為，證據鏈也完整，為什么還要糾結那些細節？難道非要等到受害者被二次傷害，你們才肯判決嗎？”

會議室里的記者們開始交頭接耳，有的甚至小聲議論起來。

沈青云的眉頭皺得更緊了，王桂英故意回避案件的疑點，只強調強奸事實，就是想把輿論引向政法系統不保護女性，這背后的用意，恐怕和林東峰早上對法院的所謂“調研”脫不了干系。

就在這個時候，一個穿著白色外套的女記者舉起手來。

“沈書記，我有疑問。”

女記者沒等其他人說話，便就直接站了起來，手里的錄音筆舉到嘴邊，對沈青云說道：“剛才王主席說的很對，馮娟女士作為受害者，已經承受了巨大的身心傷害，現在她只是要求合理的賠償，為什么司法機關還要斟酌？難道在你們眼里，女性受害者的訴求就這么不值一提嗎？”

她的聲音帶著哭腔，像是在為馮娟鳴不平，旁邊幾個記者也跟著點頭，甚至有人拿出紙巾擦了擦眼角，營造出一種感同身受的氛圍。

沈青云看著這一幕，心里反而冷靜了下來。

這種刻意煽情的場面，更像是提前排練好的，目的就是用情緒綁架事實。

或者說，如今的這些媒體記者們，最擅長的就是這一套。

“這位記者同志，請你先冷靜一下。”

沈青云的聲音依舊平穩，卻帶著一種不容置疑的力量，看著對方緩緩說道：“首先，我要糾正你一個錯誤：犯罪嫌疑人張啟明已經因為強奸罪，在三個月之前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六年，這個判決早就生效了，不存在拖延的問題。現在法院正在處理的，是馮娟女士提起的民事訴訟，也就是她向張啟明和其公司索賠兩千萬以及股份的訴求。這是兩個不同的案件，不能混為一談。”

他拿起案卷復印件，翻到民事訴訟訴求那一頁，這才說道：“馮娟提出的兩千萬賠償，包括精神損害賠償、誤工賠償、后續治療賠償等，但根據《民法典》和相關司法解釋，精神損害賠償的最高標準是五十萬，她提出的兩千萬遠遠超出了法律規定的范圍。而且，她要求的公司股份，沒有任何法律依據，因為張啟明的公司是股份制企業，股份不屬于個人財產，不能作為賠償標的，法院需要時間核實這些訴求的合法性，這不是斟酌，而是依法辦事。”

那個女記者愣了一下，顯然沒料到沈青云會把法律條款和案件細節記得這么清楚，她張了張嘴，隨即又問道：“那案件里的疑點是什么？難道馮娟說的不是實話嗎？你們是不是在偏袒犯罪嫌疑人？”

“我們沒有偏袒任何人。”

沈青云的眼神變得銳利起來，一字一句的說道：“所謂的疑點，是客觀存在的證據。比如，酒店監控顯示，馮娟在被張啟明抱著進入酒店時，雙手是主動環繞著張啟明的脖子，而且沒有任何掙扎的痕跡。再比如，案件的關鍵證據，隔壁住客錄的兩分鐘語音，里面只有馮娟同志的哭聲，沒有張啟明的聲音，也沒有掙扎的聲響，這些細節都需要和其他證據相互印證，才能還原完整的事實。”

他看向在場的所有記者，語氣嚴肅的說道：“各位記者同志，你們是輿論的監督者，也是事實的傳播者。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如果僅僅因為馮娟是女性受害者，就忽略案件中的客觀疑點，忽略法律的規定，一味地支持她的所有訴求，這真的是在保護婦女權益嗎？用性別作為甄別對錯的唯一標準，用情緒代替事實，這不僅是對司法公正的不尊重，更是對其他真正需要幫助的弱勢群體女性的不負責任，因為這種做法，會讓婦女權益保護變成一種口號，一種用來綁架司法的工具。”

會議室里瞬間安靜下來，剛才還在交頭接耳的記者們，此刻都低著頭，有的在快速記錄，有的則露出了若有所思的表情。

王桂英的臉色變得很難看，她沒想到沈青云會這么直接地戳破性別牌的本質，甚至還反過來質問記者的職業操守。

“沈書記，話不是這么說的。”

王桂英咳嗽了一聲，試圖挽回局面：“婦聯的職責就是保護婦女權益，馮娟同志作為受害者，不管她的訴求有沒有法律依據，我們都應該支持她，畢竟她是弱者，難道我們不該站在弱者這邊嗎？”

“弱者需要保護，但不是無原則的縱容。”

沈青云看著王桂英，眼神里沒有絲毫退讓：“王桂英同志，婦聯應該關注的，是那些真正處于弱勢地位、沒有能力維護自己權益的婦女同志，比如被家庭暴力的農村婦女、被拖欠工資的女農民工、被性侵的未成年少女。而馮娟，她有穩定的工作，有律師團隊，甚至還能頻繁接受媒體采訪、準備直播帶貨。她不是沒有能力維護自己的權益，她只是想通過輿論，獲得超出法律范圍的利益。婦聯如果連這一點都分不清，那才是真正的失職。”

王桂英被說得啞口無，手指緊緊攥著文件夾的邊緣，指節泛白，卻找不到反駁的理由。

會議室里的相機快門聲停了，記者們看沈青云的眼神也從變了。

這位政法委書記沒有回避問題，沒有打官腔，而是用事實和法律說話，既堅守了原則，又沒有否定婦女權益保護的重要性。

這跟她們最開始想象的，好像不太一樣啊！

_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