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閔大人，我可沒說朱麟沒有推我。爭執起來推推搡搡很正常啊。他推了我，我也推了他。他推我那一把力道不大，那不是我摔落的原因。完全是我自己踏空了一步，那才是墜樓的原因，跟他推不推我可沒什么干系。打個比方，我那日也打了他一拳，然則幾十年后他朱麟死了，難道要怪我當日打他的一拳不成？這完全不是因果關系嘛。閔大人斷案講究細節，這一點我是欽佩的，但是不能生拉硬套，硬說那一推能推我下樓，這恐怕不是公平的做法吧。”張延齡微笑道。

閔珪冷聲道：“建昌候，你這是在強詞奪理。你如何證明那一推不是致你摔落的原因？”

張延齡沉聲道：“因為他推的是我，而我能感受到他的力道有多大，所以我最有發權。倘若他推的是你閔大人，那閔大人的話自然便更加可信。閔大人，這個道理最淺顯不過了。”

堂上再次沉默。張鶴齡驚愕的看著自己的弟弟，好像第一次認識自己的弟弟一般。自己的弟弟之前是個混世小魔王，那里會說出這么有條理的犀利的辯駁之來。三句話說不到頭便要喊打喊殺的。眼前這個張延齡像是換了個人似的，讓他感到有些陌生。

閔珪豈肯罷休，今日這件案子之所以如此興師動眾的三堂會審，既是因為涉案雙方都是大明朝的勛貴，必須慎重對待，但卻也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雖然這是個拿不上臺面的原因。

大明朝立國之初，吸取了大宋滅亡的教訓，崇尚武德。在立國之初，武官的地位比文官可高了許多。心高氣傲的文臣們豈會咽下這口氣，所以，自立國之始，朝中文武相輕的情形便很嚴重。或者說，其實縱觀整個歷史，文武相輕便是每個朝代所面臨的問題。跟隨太祖打了天下，封了爵位的王公貴族們一直是大明王朝中的既得利益者和皇帝的忠實伙伴，所受封賞和地位也居高不下。但自土木堡之變后，情形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土木堡之戰后，能打仗的有影響力的勛貴公侯們幾乎死光了，雖然其子孫襲位，但事實上已經地位一落千丈，處在沒落之中。朝廷的權力本就是此消彼長的，勛貴集團式微，文官集團必然要乘勢而上攫取權力。

弘治一朝開始，孝宗皇帝雖然對文臣們極為尊重，但對勛戚貴族卻格外的照顧。封賞土地爵位幾乎有求必應，這更是讓外庭很是不滿。這幫勛貴子弟們成天想著的便是怎么撈取好處，攫取更好的職位。他們對國家沒有貢獻，就是躺在祖先功勞簿上的一群碩鼠。文官集團已然逐漸崛起，自然看不慣這幫人的依舊享受著最好的待遇，受到皇上最好的照顧和禮遇。所以，打壓勛貴集團其實已經是外庭主要文臣們的共識。

但勛戚集團是大明朝最大的利益集團，勢力龐大，難以撼動。皇上對他們又倍加恩寵，所以想要對他們做些什么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百余年來，勛貴集團的利益盤根錯節，相互之間勾連合縱，雖正在沒落，但要想瓦解他們的地位和權力絕非是輕易能做到的。文官們無時無刻不在想著將這些勛貴們壓制的動彈不得，雙方的地位實際上已經處在逆轉的邊緣。這時候要是抓住機會，利用勛貴集團內部的矛盾分而治之，顯然是最為有利的。

今日這樁案子發生之后，對文臣們而絕對是個絕佳的抓手。勛戚集團內部不和，對于外庭而絕對是件好事。而且又是那個備受爭議的張家兄弟牽扯其中，自然要將他們跟勛貴們分割決裂。以后抓住機會收拾他們的時候，勛貴若是跟著說話，皇上怕也難以包庇了。

正因如此，事情發生之后，內閣李東陽等人立刻便意識到這是個絕好的機會，必須大張旗鼓的將這樁案子‘秉公辦理’，弄的盡人皆知，不給朱麟脫罪的機會。朱麟一旦被嚴懲，以成國公英國公定國公為首的老牌勛貴們顯然會遷怒于張氏兄弟，如此一來，便點燃了勛戚集團內部的戰火。一邊是新晉的新貴，皇上的兩個小舅子，一邊是老牌勛貴集團，這場狗咬狗的大戲必然極為精彩。外庭可以趁此機會分裂拉攏勛貴集團，完成對勛貴集團的分化和撕裂。這無疑是一件一石二鳥的精妙之策。外庭官員無需付出任何的代價便可以達到想要的結果。

然而，閔珪萬萬沒想到的是。那個受害者。據說昏迷了兩天差點死了的張延齡卻突然跑來說要撤訴，將此案所有過錯都自己攬下了，豈不是讓這個計劃徹底化為了泡影，他如何能甘心。

“建昌候，就算你說的這些是有道理的，但本官作為大明刑部尚書必須要告訴你，我大明律法懲罰的對象可不僅僅是造成了嚴重后果的犯罪。對犯罪的本身和企圖也是要給予懲罰的。打個比方，一個人拿了一把刀子殺人，雖然人沒殺死，但他有殺人之心和行為，那便必須要給予嚴懲。朱麟承認推了你一把，就算如你所他推你的力道不足以讓你摔下三樓，但他的動機或許正是如此，只是他沒有做到罷了。那可是三樓之上，在三樓外廊上做出推人的行為，這難道不是居心叵測？這種殺人之心也在我大明律法的懲罰范圍之內。”

閔珪這一番話說出來，就連吳一貫和戴琳都覺得有些不合適了。這其實已經帶著強詞奪理胡攪蠻纏的意味，這種說法其實是經不起推敲的，漏洞頗多。而且閔珪說出這樣的話，很容易會讓人認為他是不依不饒強行定罪，這已然違背了審案的原則，也會讓對方生出懷疑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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