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同志在東西伯利亞這個無人區當了一段時間的黨委書記之后總算是想明白了，他向莫斯科寫了一份誠懇的信，表示自己知道錯了。為實際上有分裂蘇共中央的錯誤行動承認了錯誤。鐵人大叔倒也夠意思，他同意托洛茨基同志回到莫斯科繼續工作。

但是這個局面并沒有因為托洛茨基的服軟而穩定下來。鐵人大叔不是列寧同志，更不是陳克。列寧同志有著極大的威望，即便如此，還是有不少人反對列寧的意見。鐵人大叔上臺是靠了更加強硬的方式，以肅清異己為手段。哪怕鐵人大叔的觀點是正確的，哪怕是中國方面給了蘇聯很多支援，讓蘇聯的建設與發展比陳克時空更加輕松一些。

可是陳克領導的人民黨是趕上了好時候，通過示弱的方式，中國一直沒有被排除在世界經濟圈之外。加上中國總是能夠有歐美需要的一些商品，太平洋西岸又是一個世界的邊緣地區，中國還能很好的投機取巧。蘇聯距離西太平洋太近，卻又沒能跨進西太平洋。把蘇聯擋在西太平洋之外就是歐洲畏懼共產主義的那些政府的必然選項。

鐵人大叔采取的強行積累模式引發了蘇聯民眾的極大不滿，平心而論，即便是陳克穿越到蘇聯，他也沒有更好的辦法去解決蘇聯的問題。蘇聯與中國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中國的傳統中認為，皇帝是好的，官員和豪強是壞的。這種態度呢，能夠讓中國比較服從一個中央。人民黨中央很容易就能得到人民的順從。當人民黨領導著中國，讓人人有飯吃，孩子能上學，這就是舊時代下的中國普通人民能夠想象的最好的政府了。

俄國的傳統很特別，他們認為鄉間的自治是最好的，無論是道德上還是實際上都是最好的。這種在中國看來很奇葩的文化傳統卻是實實在在存在的。鐵人大叔的強硬手腕引發了激烈的反彈。

在這個時候，又出現了基洛夫遇刺事件。有說法是，在蘇共的第十七次代表大會期間曾召開一次非正式的會議，對國家情況特別是對農業擔憂的代表們出席了這次會議，在舉行秘密投票時，斯大林的名字被勾掉的次數之多，超過了其他任何人有的人甚至說，斯大林根本沒有當選，只是在最后決定增加中央委員的名額時，他才勉強當上中央委員。”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最受代表歡迎的中央領導人是基洛夫，在他發結束的時候，代表們向他鼓掌歡呼，掌聲和“列寧格勒無產階級萬歲”等口號聲持續了數分鐘之久。

基洛夫（1886-1934），1904年參加布爾什維克，1923年當選為中央委員，1926年任列寧格勒省委書記，1930年起任政治局委員，在1934年1月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入書記處，任中央書記。

1934年12月1日下午，基洛夫在列寧格勒斯莫爾尼宮遭到槍擊，當即殞命。

兇手是一個被開除黨籍的叛徒，此人以前曾兩次在斯莫爾尼宮附近被保安人員扣留過，并從他身上發現過武器，但兩次都被釋放，甚至于，1934年12月1日他還潛入到斯莫爾尼宮內。當他向基洛夫開槍時，基洛夫的警衛隊長遠遠地落在基洛夫后面。

暗殺基洛夫的兇手被當場抓獲，基洛夫的警衛隊長也被押上載貨汽車帶去審問，可是就在路途上，車子出了“車禍”，基洛夫的警衛隊長因“車禍”死亡。后來，兩個押送警衛隊長的內務人民委員會工作人員也被殺掉了。此案發生后，連一個簡單的調查報告都沒有公布，兇手和49個所謂同謀就被處決了。這樣，關于基洛夫被暗殺一事的直接見證人都死去了，“基洛夫案件”成了疑案：究竟是誰指使刺客暗殺了基洛夫？

基洛夫被暗殺的當天，斯大林在沒有經過政治局討論和批準的情況下，對蘇聯刑法作了如下修改：

第一、各司法機關應加速審理被控告犯有策劃或采取恐怖行動的罪行的犯人。偵察恐怖活動案件不得超過十天。

第二、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不會考慮這類罪犯要求赦免的申請。判決一經作出，不得上訴，不得赦免。

第三、內務人民委員會應在這類罪犯被判處死刑以后立即予以執行。

以上條文在西方被稱為“基洛夫法”，它的出現為大規模的肅反運動提供了法律依據，歷時四年之久的大肅反運動開始了。

從1934年12月1日起至1935年，大肅反的對象還僅僅是“謀殺基洛夫的兇手”，被清洗的“謀殺基洛夫的兇手”據有關資料透露達50多萬人。這是第一階段。

1936年是第二階段。在這一階段，最出名的事件是第一次“莫斯科審判”。

大肅反運動中，曾在莫斯科進行過三次審判，受審的主要角色都是黨和政府前領導人。這三次審判被后人稱為“莫斯科審判”。

第一次莫斯科審判有16名被告。

1936年8月19-24日，在莫斯科對16名被告進行了公開審訊，這16名被告中有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等，罪名是組織“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恐怖中心”，陰謀暗殺以斯大林為首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基洛夫就是他們策劃暗殺的。所有被告拒不承認有罪，結果，被告16人被判死刑并被立即槍決。

在第一次“莫斯科審訊”過程中，負責大肅反運動的、以雅戈達為首腦的內務人民委員會犯了一些技術錯誤，有些指控不能成立，譬如指控之一是，“托洛茨基季洛維也夫恐怖中心”的一個代表曾在1932年與托洛茨基的兒子塞多夫在丹麥哥本哈根布利斯托爾旅館會見。16名被告被處決的一個星期后，丹麥《社會民主報》指出，那座旅館在他們會見之前好久就拆了，而且，塞多夫那時還在柏林技術學院參加考試。

1936年9月25日，斯大林和日丹諾夫指示政治局委員：“雅戈達顯然沒有能力揭露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集團”，雅戈達領導的內務人民委員會“在這件事情上至少落后四年”，“絕對迫切需要任命葉若夫同志為內務人民委員。”

1937年1月進行了第二次“莫斯科審判。”

第二次“莫斯科審判”名稱是“反蘇托派中心案件”，被告是e.l.皮達科夫、k.s.拉狄克等17人，其中15人被槍決。

1937年2-3月蘇共舉行中央全會，在這次全會上，斯大林提出了一個論點，即隨著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順利發展，階級斗爭會日益激化。在這次全會上，斯大林指出黨內還有著日、德和托派奸細；莫洛托夫指出軍隊內部有“人民公敵”；葉若夫作了關于“間諜活動”的專門報告。

1937年2-3月全會閉幕不久，內務人民委員會就高速行動起來，矛頭首先對準黨的“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和選出的中央委員，“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選出的139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共有98人，即70%，在1937-1938年被逮捕和處決；“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1996名代表有1108人因“反革命活動”而遭逮捕。

中國方面當然不肯干涉蘇聯的內務，陳克知道，扭轉這個局面得到貝利亞同志接掌了克格勃之后的事情。

面對各國代表的態度，中國的回答只有一個，“我們從不干涉蘇聯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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