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浙西那邊沒有那么激進，做事多余地方上協商，怎么會把蔡元培先生給逼到不得不動用肅反的法子？”

“這不是講民主了么？浙西那些人嘴里吆喝著民主，做事的時候怎么就不民主了？仗著人多勢眾，強行土改，不出事反倒是奇怪！”

這幫政協成員里面也有讀書比較多的，立刻有人喊道：“那叫多數人的暴政！我看嚴復先生的書里面寫過！”政協里面的人平時說起嚴復，都是直呼其名。有人從嚴復的書中挖到了可以利用的內容后，嚴復立刻又被冠以先生之名了。

政協里面思路比較清楚的立刻就將這些總結起來，“蔡先生也是被逼的，浙西的事情，浙西那些人也不是沒有責任。他們一意孤行，反對民主，反對協商。實施多數人的暴政。人都是有脾氣的，蔡先生不是沒說過反激進主義！這些人就是激進主義。”

“不錯！此事雙方都有責任！”這個觀點立刻得到了幾乎所有政協成員的明確贊同。

有了基本的共識，這幫政協成員就發揮自己的特長，開始從道德上“審判”此案。最后集思廣益整理出了一個思路出來。整理完畢后，政協成員們就鄭重的把一疊文稿交給陳獨秀，希望大學問家陳獨秀能夠把這個整理成文章發表。

政協成員充分表示了他們是如何尊重陳獨秀的人品、能力、學問、地位，認為陳獨秀絕對能夠代表整個安徽的真實想法。即便是外面電喇叭里面傳出女性反對者的抨擊聲，這些政協成員依舊認為自己這些人是能夠真正代表安徽民意的。連“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的語也都蹦出來了。

核心思想就是一個，陳獨秀好好干，加油干。以陳獨秀的個人名義發表文章，大家都會支持陳獨秀論自由的權力。如果人民黨對陳獨秀有所不利，安徽政協絕對不會坐視不理。

在這番空話中，唯一一個比較有建設性的建議是，既然安徽的印刷廠控制在人民黨手中，有可能遇到印刷的問題，那些文章不妨在上海這些地方發表。一來可以不遭受那么多阻礙，二來也能讓安徽的觀點被全國了解。即便是人民黨在安徽的時間最長，安徽并不是只有應和人民黨的聲音。

陳獨秀當然知道這些人想干什么，他們急切的想表達自己的想法。而且與平時一樣，這些家伙們總要把別人推上風口浪尖的前線。安徽政協的這幫人也不是沒有自己嘗試過，結果是遭到了群眾的迎頭痛擊。屢次嘗試，屢次失敗之后，這些人都明白自己是做不了這些事情。就只能轉而求助更強有力的人。

敢公開為蔡元培求情的人，自然得有足夠的名聲。無名之輩這么做的話只會得到自取其辱的下場。并不是遭受人民黨的侮辱，不管名聲大小，人民黨根本不在乎文人。文人受到的侮辱來自文人集團內部，“不知天高地厚！”“你算老幾？”這是文人看到別的人時的第一反應。振臂一呼八方皆應，可不是對任何人都一樣。

所以陳獨秀也沒有覺得有什么不妥，此時政協的人不招在南方名聲赫赫的陳獨秀，還能去找誰呢？讓陳獨秀感到不妥的是政協人員提出的這個章程，整篇內容除了臆測之外，根本沒有關于事實的內容。

就陳獨秀聽到的這些內容，安徽政協像是變身說書先生。繪聲繪色的講了一個故事，其中的各種人物心理，人物行為，都是安徽政協這幫人設想出來的，所只行為也都是他們對各種資料與安徽發生的事情的裁剪組合。經過這么一番創造，并且對這一切來了一個說理后，安徽政協最后給這個故事的主人公命名為蔡元培。

即便陳獨秀并不太反對政協這些人的觀點，也不同意殺了蔡元培。但是他還是覺得這么做也未免有些過份。因為陳獨秀是真的想救蔡元培，而安徽政協的這些人并不在乎蔡元培本人的生死，他們要表達的是自己對人民黨的不滿而已。這與陳獨秀所想表達的事情是大有不同的。

想到這里“諸位，在上海發表文章，我倒是有些渠道。不若這樣，我也和安徽聯系，一面在上海發文章，一面在安徽發文章。但是各自寫各自的，多通通氣，卻不知道諸位意下如何？”

“若是能在安徽與上海同時發文，那自然是最好。不過就人民黨的這個作派”政協委員們面露難色。

“我去找安徽這邊負責的人說，正如諸位所說的那樣，既然人民黨主張論自由，我等怎么可能說話的權力都沒有了？”陳獨秀答道。

政協委員們一個個面面相覷，目光中都是為難，好不容易有人開口了，“卻不是不能說話，只是說話之后會被刁難。”

“天下大不過一個理字。諸位若是直說利益，自然容易激起強烈的矛盾。但是我等這次是講的道理，講的是不要再多殺人了。若是道理講的對，我們有什么可怕的？”陳獨秀也并不想一味支持政協的所作所為。雖然獲得解放的女性們做事比較過分，不過也沒有只允許政協罵人，別人不能回嘴的道理吧。

見蔡元培態度堅定，這些政協成員交談了一陣，也都表示了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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