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哼哼。”陶成章冷笑了一聲。他就知道人民黨絕不會加入同盟會，所以他也只是冷笑了一聲。“程先生，我向你介紹一下。這些都是我們光復會的同志。”

介紹完之后，大家自然是要互相說話的。光復會的干部們或者有心或者只是好奇的開始詢問人民黨根據地的事情。程銘淼用光復會能夠理解的話解釋著大家的問題。在這問答中，程銘淼發覺自己來之前，陳克對光復會的評價實在是切中要害。陳克的原話是“光復會是一個很不專業的組織。”

“專業”與“非專業”的區別在哪里，程銘淼并不理解。程銘淼只是人民黨中并不算出色的一名中級干部，他在日常工作里頭也是感覺問題很多，黨組織的很多東西都沒有學過，更別說有效理解了。他本以為自己未必能像陳主席這樣洞悉問題，但是與光復會的談話不久，程銘淼就感覺出雙方的差距在哪里了。

對于現實問題，光復會只看到了用肉眼能看到的。對于隱藏在表現之下的矛盾沖突，光復會就很少重視。程銘淼感覺光復會的干部們認為矛盾沖突是一種放不上桌面討論的問題。人民黨就完全不同，人民黨的工作就是要找出矛盾，然后分析矛盾。最后找到解決矛盾的方法來。

這種看似人民黨“務虛”，光復會“務實”的區別，真的應用到了具體問題上，那就是高下立判。人民黨遇到問題之后，經過對內在矛盾的分析，立刻就有了各種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法出來。

例如光復會相當乎的農村問題，他們很希望人民黨能夠給出各種建議出來。但是程銘淼之所以被認為工作“不出色”，就是在農村工作里頭他的表現并不好。即便是這樣在人民黨里頭評價不高的程銘淼，聽到光復會大談什么下鄉宣傳革命，聯合士紳，什么強行剪辨。他也覺得面前這些充滿了熱情的光復會成員未免太幼稚了。

程銘淼能夠被選作信使，并不是因為人民黨把這個工作當作“貶斥”的崗位。當作信使需要睜著眼說瞎話的能力，程銘淼恰恰有這方面的資質。雖然在基層工作里頭這種資質無法有效促進工作，但是在外交方面這可是難得的優勢。心里頭雖然有諸多想法，程銘淼卻能態度認真誠懇，有禮有節的回答或者拒絕回答光復會的問題。

人民黨的會多，程銘淼不用絞盡腦汁的去考慮什么，只要把回憶里頭同志們說過話的那些被證明是錯誤的話拿出來，就足夠讓光復會的這些人起了共鳴。對于這等和欺騙無異的事情，程銘淼毫無內心的譴責。他本來就是送信的，是光復會自己要拉著扯閑篇，既然如此，程銘淼完全沒有理由傳播人民黨的政治理念，讓大家高高興興的多好。

光復會的同志與程銘淼“相談甚歡”，基本上與人民黨徹底決裂的同盟會代表黃興與宋教仁則回到了東京向同盟會匯報工作。光復會的退出給同盟會的打擊其實遠比想象中更大。由于光復會是江浙地方勢力，與士紳關系密切。而日本留學生中江浙出身，比較傾向于光復會的數量相當大。而且在此時還有一件很大的問題，孫中山因未經眾議收受日本政府資助。

日本政府對于孫中山的庇護、支持已有很久的歷史了。根據可信史料，孫中山發誓推翻清廷第一年，就和日本政府建立了聯系，此后這些年，孫中山往來日本如入無人之境，但是到了這個時候，或許是因為日本政府在東三省問題上有求于滿清政府，或許是因為清政府主導的立憲運動順利進行使日本政府看到了新的希望，所以也就是決然拋棄孫中山。

日本政府當然也沒有完全接受滿清政府的要求，將孫中山“驅逐”出境，實際上是兩邊下注，既不愿意就此得罪滿清政府，也不愿意與孫中山和革命黨人過分為難，誰知道十年后二十年后是一種什么樣的情形呢？所以日本政府不愿用強制手段去壓迫孫中山，而是通過與孫中山、革命黨人關系密切的日本人頭山滿勸說主動出境，并由外務省和一家商業機構分別提供一萬八千元經費資助。對于日本政府來說，這種兩邊下注的討好做法誰也不得罪，清政府那兒可以交代，畢竟你要求讓孫中山走，他走了；孫中山這里也好說話，你看，實在沒辦法，暫時避避吧，反正日本的大門朝你開，將來環境改變了，孫先生還可以回來。

歷史上這件事直接導致了光復會宣布脫離同盟會。而陳克得這個時代，光復會則是因為無法接受孫中山躲在海外革命的態度，加上當時岳王會畢竟頂著同盟會的名號，一度占據了安慶的岳王會與光復會矛盾重重，根本談不上什么合作。這些事情都導致光復會對于同盟會的徹底失望。

現在孫中山還是拿了日本人的這筆資助，而且人家日本人又說得這么誠懇，孫中山也就不得不離開日本了。但是孫中山走之前并不甘心，他還做了最后的努力，讓黃興與宋教仁前往安徽，希望拉陳克加入同盟會。黃興與宋教仁這等人物，被迫當了個說客，也完全是被逼無奈。假如人民黨加入了同盟會，那孫中山就有了好多手段。對外宣傳也好，甚至對日本人也有了討價還價的余地。得知人民黨干凈利落的拒絕合作，孫中山很是失望。沉默了一陣，孫中山才說道：“我已經命漢民在南洋建設同盟會總部。咱們還是暫時南下。既然北方有北洋，安徽有人民黨，江浙有光復會，我們同盟會還是應該到兩廣去。”

孫中山的革命黨因為缺乏自己掌握的武裝力量，自然不能像人民黨那樣，先打出旗號，再攻城拔寨。孫中山他們的起義，有點像做生意，先籌集了本錢，買槍械，花錢偷運回來，還要花錢收買參加人員，從幫會到新軍甚至防營，連起義骨干的活動經費，從交通住宿到吃飯的錢，都得事先準備好。好些革命黨人比如孫中山，原本就是職業革命家，自己就要靠捐款養活，一會兒錢松，一會兒錢緊的。籌集一大筆造反經費，實在不容易。但凡黨徒有產業的，多半保不住。孫中山的哥哥孫眉，就因為支持弟弟革命破了家。而另一個革命富翁張靜江，據說，他跟孫中山匯款的暗號，abcde分別代表1萬，2萬，3萬，4萬，5萬。而孫中山動輒給他發一個c或者e，讓他窮于應付。不過，革命黨最大的財源，還是南洋。畢竟，革命黨拉捐款，只能靠海外華人，而華人最多的地方，就是東南亞，歐洲和美國，要排在第二位。而同盟會中人，在海外資源最多，籌款能力最強的，還是孫中山。只有孫中山在海外華人中最有人脈。需要提一句的是，當年的捐款，不盡出于海外華人的革命覺悟。好些捐款，實際上是華人對革命的一點對賭投資。革命黨人在拉捐助的時候，往往會許諾給捐款人一些革命成功后的官銜。當然，這些官銜，在革命成功后，絕大多數都沒有可能兌現。

凡是涉及錢財，就難免有糾葛。口直心快的章太炎，因民報經費跟孫中山撕破臉皮大鬧，背后實際上是部分來自東南和中部同盟會成員對孫中山長期的不滿。在他們看來，把資金過多的投向孫中山的家鄉兩廣一帶，明顯是出于地域的偏心。但是，考慮到資金的來源，孫中山大概也只能這樣選擇，畢竟，南洋的華人華僑，多半來自兩廣。如果能在廣東占一塊地方，也便于爭取海外的援助。在孫中山眼里，像武漢這種四戰之地，尤其是不能考慮的。所以，同盟會在章太炎事件之后，實際上處于部分的分裂狀態。部分原光復會的成員，在東南地帶自行其是。而來自中部的前華興會成員，也自己做自己的。當然，他們就沒法指望孫中山的籌款接濟了。

光復會脫離同盟會之后，孫中山已經做了這樣的決定。黃興與宋教仁都知道，聽孫中山再次提及此事。兩人對視了一眼，仿佛是下了很大的決心。黃興說道：“孫先生，我不準備去南洋。我想與教仁還有華興會出身的同志回湖南去看看。”

“為何？”孫中山感覺很意外。

宋教仁接過話頭，“人民黨既然能靠自己的力量打出安徽來，我們也回到湖南從基礎干起，未必不如人民黨。而且滿清這次圍剿氣勢洶洶，若是失敗，那天下立刻震動。各地官府為了自保，也不敢對革命黨逼迫的那么狠，我們也可以有更多的回旋余地。”

孫中山看著黃興與宋教仁，曾經聚集在同盟會旗下的力量還真的有些“全國性”的味道，江浙、兩湖、廣東，加上來自全國各地的留學生，大家在日本搞起同盟會來，再加上在日本的保皇黨康有為等人，竟然成了中國各種政治勢力的匯合地區。

但是現在，這個局面已經有了大變化。首先是保皇黨立憲派們開始傾向于北洋袁世凱，而光復會擺明了旗號與人民黨合作，現在兩湖地區的華興會黃興與宋教仁若是再脫離，同盟會剩下的就是海外的華僑與廣東地區。

這就是同盟會的結局么？孫中山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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