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的晚上，方迪房間的燈亮了一夜。

方迪脖子上掛著專業監聽耳機，一會兒抽煙，一會兒抓起酒瓶喝啤酒。那臺專業的開盤錄音機轉轉停停，她聽一段，摁下暫停，嫻熟地操作鍵盤打成文字。錄音機里的內容是對方把采訪錄音通過電話傳輸從北京傳到紐約的，方迪再用麥克風對著電話聽筒把錄音采集下來，所以音質很差，有些說話片段需要戴上耳機加大音量反復聽，再結合前后內容判斷才能明白意思。從國內傳過來的關于葉子農的調查資料有傳真文件和采訪錄音兩部分，她需要把兩部分匯總、歸納，形成一份簡明扼要的調查報告。

方迪出身于軍人世家，爺爺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將，父親是少將，哥哥軍校畢業后就下連隊，走的也是從軍道路。方迪從小在北京軍區八號家屬院長大，簡稱“軍八大院”，因為大院有一種“比”的風氣，比誰家的孩子有本事，比漂亮，比才藝……所以大院的孩子特別能吃苦，軍八大院也就有了“魔鬼大院”的別稱，意思是孩子受苦的地方，從軍八大院出來的孩子都以此為榮，常掛嘴邊一句話：我是誰？魔鬼大院出來的！

方迪19歲就讀紐約圣尼耶爾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讀完新聞學碩士又報考圣尼耶爾大學商學院，攻讀工商管理學碩士，還有一年即將畢業。她從19歲獨自離開北京，在紐約這座城市已經生活6年了，已經逐漸適應了這座多元文化的國際大都市。

這是圣尼耶爾大學商學院附近的一座學生公寓，分4種戶型，可以獨租，也可以幾個人合租。方迪是一人獨租的小戶型，衛生間和廚房很小，除此之外就只有一個15平方米左右的房間，集客廳、臥室、書房于一室。房間里除了單人床和衣柜，最顯眼的就是靠墻擺放的一張裱畫臺子，米多寬，1米多深，上面擺了一堆新聞采編的設備，有專業錄像機、專業攝像機、開盤錄音機、有線麥克風、噴墨打印機、電腦、顯示器、音箱，儼然就是一間新聞采編工作室。除了這些還有臺式化妝鏡、化妝品、碗筷等生活用品，這雖然不是一張嚴格意義上的桌子，卻是集梳妝臺、寫字臺、電腦桌、視聽編輯、飯桌于一臺。裱畫臺、單人床和衣柜擺放得很擁擠，硬是擠出了門的一片不到5平方米空地，視覺上顯得很不協調。方迪喜歡跳舞，這塊空地是她閑時練舞的專用領地。

開盤錄音機時斷時續。

陜北延秀當年村支部書記的聲音：子農剛下鄉嘛，那時還是個娃，我問他會做啥，他說會打架，那我說那你去看山林吧……

陜北延秀一女村民的聲音：子農那臟得呀，脖子上生瘡，手都凍爛了，就那，人家不耽誤學習，那《資本論》啥的，厚得像磚頭……

陸軍作戰部家屬院前居委會主任的聲音：哎喲，是1978年平的反吧，房子和補償款子農都沒要，那孩子倔，說那是父母的命錢，花不出去，他說他們都是黨的人，要尊重他們的信仰，他們的東西都當黨費交了……

中國社會科學院一位學者的聲音：有過幾次交流，見解獨到，我認為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專家。他去柏林是必然的，東柏林是研究共產主義運動變化的重要標本，我相信子農已經預見到了柏林墻即將倒塌，作為學者當然希望目睹一幕，見證歷史……

方迪一邊工作，一邊不時通過衣柜的鏡子看看自己。這個角度不是巧合，是她從一開始布置宿舍就設計好的角度，這或許是女人的天性，大概沒有哪個女人不喜歡孤芳自賞。她看著鏡子里的女人，鏡子里的女人也在她腦海里不斷幻化，像一個風情萬種的極致女人。

調查報告終于整理出來了。

關于葉子農的調查推告葉子農的父親葉輝1918年出生，195年參加紅軍，197年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畢業，歷經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歷任排長、副連長、營長、團長、師政委、陸軍作戰部參謀，少將軍銜。1967年被造反派隔離審查，1968年被送五七干校勞動改造，

197年因勞累折磨誘發肺部槍傷致死，時年5歲。

葉子農的母親林靜如198年出生，上海大資本家的女兒，1947年參軍，

1949年黨，195年被派往莫斯科大學學習，195年在朝鮮戰場與葉輝相識，195年任外交部俄語機要翱譯，1967年被造反派批斗，因不堪凌辱投河自盡，時年9歲，留下遺書：我對黨是忠誠的，我對共產主義事業是忠誠的，請黨審查我。

葉子農葉子農1954年出生，196年北京軍區機關小學，1966年北京紅杉中學，1967年因父親被隔離審查和母親“自絕于人民”而在學校深受歧視，糾集團伙稱霸一方，游蕩在校園內外打架斗毆。197年下林因死的么，從這一年起他開始大量閱讀馬克思主義書籍，為了直接閱讀原著刻苦學習英語、德語。1978年父母平反，葉子農把落實政策的房子和補償款全部都替父母當黨費交了。同年中國恢復高考，葉子農考黃埔政法大學，兩年后退學。1981年葉子農考六祖佛學院，兩年后再度退學。1984年沿當年紅軍長征路線進行革命歷史考察。

1987年在陜西清東油田開辦汽車修理廠，涉嫌利用價格雙軌制倒賣緊缺物資。1988年僑居柏林至今，目的是以東西柏林為標本研究共產主義運動變化，據一位學者說葉子農對柏林墻倒塌有預見，去等待目睹那一幕。

綜合被訪者的評價，一、懶散，沒有上進心。二、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專家。

1991年9月日方迪把原始文字和語音整理出來，形成簡練的敘述文字，再把中文稿按照要求翻譯出一份英文稿，兩種文字稿各打印份，天色蒙蒙亮的時候做完了全部工作。她困極了，倒在床上便睡，直到被鬧鐘叫醒，睜開眼猶豫了一下，看了看床頭的課程表，一翻身又睡了。

中午過了飯時，老九店里的員工都下班了，午飯后和晚飯前員工們有一段不到個小時休息的時間。老九沒回家，在辦公室里準備紅包。明天就是中秋節了，按店里的傳統，每年的春節和中秋節都會給員工發紅包。老九的生意不景氣，紅包的錢數也是象征性的。

到了4點多鐘樓下開始熙熙攘攘起來，員工們又來上班了。老九聽到樓下的動靜，把一沓紅包鎖進抽屜，拿上幾張不知是新舊的報紙下樓了，到吧臺要了一包煙和一個印有本店廣告的一次性打火機，自己出去了。他沿斑馬線穿到馬路對面，順著人行道往東走了大約多米，那兒有一家大型超市，超市門前人處是一個長方形平臺，環平臺三面有臺階，他就在平臺西側的臺階上墊上報紙，面朝西坐下，這個位置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的飯店。

老九不嗜煙酒，至少沒有煙癮，只是碰到一些場合抽個一兩支。今天他是想抽煙，或者說是為了抽煙而抽煙，似乎抽煙已經成了一種思考的象征，或者是釋放煩惱的方式。自打他從柏林回來以后，他的煩惱越來越重了，飯店不溫不火的生意比以往更加刺痛著他。臨近中秋節了，飯店也掛起了彩帶、燈籠，但是節慶的氣氛也并沒有讓他的心情好起來。

格羅蒂亞大街車來人往，一年四季像集市一樣繁華而喧鬧，人行道上不同的腳步、不同的表情匆匆而過……老九就這樣久久地、靜靜地凝望，一支接著一支地抽煙，都抽到嘴苦麻木了，他還在繼續抽，好像在故意虐待自己。這一刻他覺得自己像一粒塵埃，沒有人在意他的存在，也不需要在意，甚至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誰……其實不是，他是忘了嘴苦，只顧在心里念叨一句話了：難道我老九這輩子就這樣了？

忽然一個走出商場的熟人發現了他，說了一句：“九哥，坐這兒干嗎，看妞呢”

老九應酬地一笑，看著那人走遠了。

一會兒，又有一個聲音叫他：“九哥，坐這兒干嗎呢”

老九聞聲移過視線：“喲，是方迪呀。”

方迪說：“去店里找你，吧臺說你在這兒呢，說你都坐好幾天了。”

老九不好意思地說：“沒有，就昨天坐了會兒。下午沒課了？”

方迪說：“有，不很重要，逃課了。九哥，調查結果出來了。”方迪說著，將包里的文件袋拿出來交給老九。

老九非常高興，接過來連說：“太好了，太好了。”說罷趕忙抽出來看了看，英文、中文的都有，很滿意地點點頭，從身下分出一份報紙說：“你坐會兒，我先看看。”

方迪也坐在臺階上。

老九看了一遍中文稿的，說：“這下有底了，一看就不是瞎糊弄的人。”方迪問：“一萬美金，你不覺得代價太高了嗎”

老九說：“我知道這事的難度，沒點背景是辦不來的，也辦不了這么快。跟羅家的事比起來這點錢真不算什么，沒準兒我那5萬也能收回來呢。”

方迪又從包里拿出一個長方形的紙包遞給老九，說：“這個你拿著。”老九問：“什么？”

方迪說：“你先拿著。”

老九接過，一上手就有感覺了，說：“錢？”

方迪說：“用了，除了長途話費還給他們買了點小禮物，都不是值錢的，就是表個謝意。還剩8，你點一下。”

老九的臉色立刻沉了下來：“你寒磣九哥”

方迪說：“我說一萬，如果是可辦可不辦的事，也許你覺得代價太高就放棄了。”

老九說：“那也不行！這錢也不是我一人出的，你給誰省啊”

方迪說：“九哥，你別急呀，容我解釋一下行嗎？”

老九說：“你說。”

方迪說：“我不是不想拿，是不敢拿。其實我到現在都拿不準這事的深淺，話費單和購物發票我都保存了，賬目清清楚楚。這事是沒事則已，一旦有事，是不是以牟利為目的性質就不一樣了，這個深淺我還是知道的。我一個丫頭片子能有什么能耐，人家幫我還不都是沖我爹來的，雖然我不是國家工作人員，但利用的還是公務權力，拿了你的調查費就是利用國家職權牟利，一旦有事這牟利的性質就嚴重了，這不是害我，是害我爹呢。”

老九不知道該說什么了：“那你看……這……”

方迪說：“你當我愿意整天累死累活的？是沒辦法，我得掙錢哪，學費、房租一大堆開銷呢。雖然苦點，可沒后遺癥，睡覺踏實。”

老九說：“其實你要亮明身份，會有很多人找上門關照你的。”

方迪說：“不說這個了，這事就這樣了。九哥，你坐這兒干嗎呢”

老九說：“這生意一直半死不活的，愁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