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商業歷史上，“商幫”有著舉足輕重的低位。

所謂的“商幫”，就是以鄉土親緣等關系為紐帶，組建會館辦事機構和標志性建筑的商業集團。

在農耕社會，伴隨著幾百年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到了明清時期，商人隊伍日漸壯大，商業競爭日益激烈。

然而，在封建社會階層的排序中，“士、農、工、商”中商也是屈尊末位，商人的社會地位低下。

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只能利用天然的鄉里、宗族關系聯系起來，互相支持，共同發展，這就是“商幫”文化的溯源。

除了相互扶持外，“商幫”在規避內部惡性競爭，增強外部競爭力的同時，還可以在封建體制內利用集體的力量更好的保護自己。

到了新時代，“商幫”文化依然存在。

這一時期的“商幫”不再稱之為“商幫”，大都以俱樂部、同學會、協會等形式存在，又因其限量、嚴審、身價高而成為社會上隱秘的團體組織，不為大眾所知。

像后世的泰山會、華夏同學會等就屬于“商幫”文化的衍生存在。

河洛省的河洛會、燕京城的帝子京同樣屬于這種類型的組織。

只是，無論是河洛會，還是帝子京，都因為其內部成員的特殊性，多少帶有一些“官僚”背景。

帝子京是由燕京市的二代圈子組成的松散互助聯盟，組織性、嚴密性比河洛會要差一些，但實力只強不弱。

如果單純的“拼爹”，很難判斷這兩個“商幫”孰強孰弱，但既然是一個完整的“官僚商幫”，大家的背景都不弱，根本沒有“拼爹”必要，政治風險太大。

河洛會與帝子京這兩個商幫之間沒有什么深仇大怨，既有合作，又有競爭，唯一的恩怨恐怕要屬曹氏兄弟關于曹家繼承權之間的競爭了。

曹達中在帝子京中擔任副會長，地位舉足輕重，能量不小。

曹達華是河洛會的骨干分子，人緣相當好，得到河洛會大部分成員的支持。

如果這兩兄弟死斗起來，說不定能攪起一番腥風血雨。

不過，曹達中與曹達華之爭屬于個人恩怨，帝子京與河洛會除了提供友情幫助外，從未逾越過紅線，雙方都很克制。

在這種組織體系內，個人恩怨不可能也不會上升到集體高度，這是由他們背后的支撐勢力決定的。

“聽說你在燕京的公司這個月就要開業了，我估計開業那天不會太平，你做好準備。”陳友諒說道。

蘇慶知眉毛一挑，問：“你的意思是，帝子京的人會在開業那天鬧事？”

曹達華搖搖頭，否認說：“以我大哥的行事作風，不出手則已，一出手就要你命，他不會做這種自貶身份的伎倆，但他下面的那些人就說不準了。”

蘇慶知聽了，把這件事記了下來。

燕京公司開業是大事，說什么都不能在那天弄出什么亂子，看來必須要做兩手準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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