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是“集體-崗頭地-老種+農家肥”。產量最低，但成本也最低。

這一系列稱下來，數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就像趙振國設計的那樣，不同的條件，導致了不同的結果。

而所有的數據都指向一個核心結論：在同樣的種子、甚至更好的肥料投入下，集體地的管理效率和最終產出，依然無法與包產到戶那種精耕細作、將收成與自身利益緊密掛鉤的模式相比。

許調查員之前所有的懷疑、固執，在這一套嚴謹的“事實矩陣”面前，被沖擊得七零八落，徹底失去了立足之地。

他不再覺得這是“作弊”或者“運氣”，他看到了背后清晰的邏輯和強大的力量——那是政策調動起來的人心的力量，是科學管理方法結合個體能動性爆發的力量。

他抬起頭，目光復雜地看向趙振國，第一次用一種近乎平等的、帶著探究和敬佩的語氣問道：

“趙振國同志......你......你以前是學農的？”

趙振國笑著搖了搖頭：“許調查員，不是的，這些東西，就是平時愛琢磨，覺得該這么干，就試著干了。”

許調查員聞，沉默了片刻，然后鄭重地點了點頭。

他不再多問，而是轉身對王栓住和張研究員，以及旁邊的兩位記者說道：

“繼續吧。把所有數據，都完整、準確地記錄下來。”

這一次，他的聲音里，不再有質疑，只有一種面對事實的、沉重的，也是心悅誠服的平靜。

許調查員想，等全部稱重結束，他要跟村里人道個歉，可惜，他這么想，有人卻不想讓他這么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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