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月望日這一天的朝會上，沈哲子果然不負眾望，提出了一個“不循不隱，事斷于公”的口號。

不徇私舞弊，不為尊者隱晦，一切事務惟求公堂昭然，這在后世看來，或是一種無需申辯的政治正確，哪怕在具體執行中總要打一折扣，但在意識形態中的正確性卻是無可置疑。

但在當下這個時代，尤其是在兩漢以來豪強不斷做大、已經演化成為門閥執政成熟體的東晉政局中，這一政治口號絕對具有著振聾發聵的震撼力。

中興以來，行政執法向來遵從一個循禮循情的主旨，大多數時候，情甚至還要在禮之前。比如王導的寬以待人，網漏吞舟，不以苛法待士。甚至就連庾亮這個所謂刑名執政，其酷厲更多的還是體現在對宗室和政敵、尤其是方鎮力量的制約和打壓，真正于律法上的創建其實缺缺。

包括在真實歷史上，桓溫擔任荊州刺史，屬官受刑，棍棒只從官服擦過，其子桓歆笑譏棍棒上捎云根，下拂地足，桓溫卻是嘆猶患其重。所謂慈不掌兵，甚至就連桓溫這樣手握重兵的分陜方伯，都要以簡刑為美！

人性中的惡向來都是縱容出來的，沒有天生的壞種，小及懷抱嬰兒，一旦驕縱成性，待到長成有了更大的作惡能力，都是不可收拾。

其實從沈哲子的立場而，依法治國也不是要打造一個承平且井然有序的世道，當他成為真正的掌權者，思考問題自然要從整個國家的體量而出發，所關注的重點也不是具體人事感受，而是因為這是一種最簡便可行、節約成本同時又免于爭執的治國策略。

此前的沈哲子，不是沒有想過借鑒北周、隋、唐一系的帝國形成，以自己出身的沈家為中心，聯合時局中真正有進望前瞻的門戶人家，甩開臃腫的門閥體系，從而打造一個類似關隴門閥的軍政集合體。

在進行這些考量的時候，沈哲子還是落入了流于表面的經驗論，忽略了他與宇文泰處境的不同。

宇文泰出身鮮卑，其所立足的基礎北魏也是一個胡人政權，雖然北魏也進行了相對比較徹底的漢化，但在真正的政治制度上面相較于東晉時局還是要粗獷原始得多。

尤其在宇文泰之前，爾朱榮所發動的河陰之變又將大量北魏上層政治精英屠戮殆盡，立此殘基之上的宇文泰天然便少了許多掣肘，改革的空間要大得多，也因此走出了一條漢胡融合的新道路，奠定了隋唐盛世的基礎。

可是沈哲子面對的狀況不一樣，他所立身的東晉朝局那種內部的咬合與羈絆實在太多了，雖然過去這些年他也從久有的體系中汲取出大量養分以供自身壯大，但是這一次江東動蕩，潁川庾氏的加入可以說是宣告了沈哲子這種嘗試的破產。

沈哲子最大的優勢就在于年輕，他也并不認為憑自己一己嘗試便能一次性的穿透、終結這長達數百年的南北分裂大亂世，所以盡管在這條道路上有所嘗試，但也從未將之當作唯一目標。既然此路不通，那就再換一條道路。

這一次的嘗試雖然失敗，但也由此奠定了下一步的基礎。最起碼在當下江東局勢中，他已經成為了一個唯一的權威。

當然如此強悍的姿態，時局也不可能毫無反應。首先便是在朝會上，很多臺臣便攻訐廷尉私囚諸葛恢乃是十足悖禮，未經審斷便直接拘押這樣一位執政大員，實在太過駭人聽聞。

可是基本上真正的臺臣大員都已經了解到有王恬血書的存在，面對這種情況，他們是不好開口聲援的，就算諸葛恢沒有罪實，最起碼也有嫌疑，而且眼下名義上的說法僅僅只是允其自辯，尚未進入真正的司法程序。

所以基本上諸葛恢是自由未失，隨時都可以離開尚書臺，只是他不敢兼不能而已。只要他敢輕動，連司法上的稱許都可以免除，即刻捕殺、滿門處斬便是一個篤定結果。但若留在尚書臺，或許還能得于一線生機，盡管很渺茫。

沒有了諸葛恢這個領袖，沒有了臺臣大員的聲援，縱然有一些聲討，不過流于無甚意義的犬吠，根本就掀不起什么聲浪。

其后便是江東逆亂之事整體立案，這同樣令群臣嘩然。剛剛過去的這一場動蕩，簡直就是一件糊涂事，若是深究下去，在畿內的時流幾乎沒有一個干凈的。

原本群臣還以為不過是又像此前類似事件的善后，首懲幾個最顯眼的人，輕拿輕放而已，卻沒想到其手便是如此的殺氣騰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