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洪雖然與沈哲子接觸不多，也多有刻意的疏遠，但對沈哲子性格如何還是不乏了解的。沈哲子雖然看似寬宏雅量，頗有合流于眾、禮下于士的謙和，但其內心里卻有一種崖岸孤高的狂傲，總會不經意間的流露出來。

這也是葛洪對沈哲子向來持敬而遠之態度的原因之一，這樣性格的人，若僅僅只是一個家世身位俱都不同的人，那也頂多只是表里不一，偽成常態。

但沈哲子恰恰家世顯貴，身位高極，本身又頗具導引世道的能力。所以這種人就顯得尤為可怕，其外在表象有什么表現，那都是有著種種考慮和目的，但內心里向來都存一份冷靜和淡漠，笑語晏然間殺人如麻，根本不會予人事以足夠的敬重。

這樣的人，善惡如何已經不好評判，若果真要對世道造成什么戕害，那絕對不是劉、石之類賊夷能比的，胡眾殘害世道頂多是殘酷的殺戮。但這樣的人一旦為惡，其手段之多令人防不勝防，甚至會令人不由自主的樂而蹈之，甘為幫兇。

所以，葛洪對沈哲子的疏遠，除了本身意趣不同之外，更帶著一種令他都無可奈何、無從消解的敬畏。

而今天沈哲子所談論的這些話，也正印證了葛洪對其人性格的感受，這根本就是一個無法無天、無所敬畏的狂徒。若其人只是一個郁郁而不得志的普通人，尚可以說是一時憤懣戾聲，而話出自沈哲子口中，則就意味著這就是他的真實想法！

然而更讓葛洪感到震驚的，則是他在聽完沈哲子這番薄視圣賢、世道的話之后，除了那種掩耳遁走的沖動之外，竟然還有幾分怦然心動！

葛洪雖然是當下江東天師道宗師人物，但卻并不是一個執迷玄虛的人物，向來主張玄體儒用，更一直在致力于將綱常名教理論與玄道戒律規矩融合起來，以期讓天師道獲得更加廣泛的主流認可。

正因為這一點秉持，所以沈哲子這一番薄于圣賢之給葛洪帶來的震驚之大便可想而知。跟中朝以降玄學大昌、盛談逍遙的所謂名士們相比，葛洪反而更加重視綱常名教對整個世道的意義所在。

所以葛洪是一個仰尊玄道，恪守禮法的人，事實上絕大多數天師道中成名的大人物，都具有著這種兩面性，或者說在崇虛之外又有務實之想。只有貼合于主流的價值觀，他們的許多宗教理論才能打包出售，為更多人所接納。

這一點也體現在葛洪口嫌體正直，盡管對沈家尤其是沈哲子的許多行為做法都不認可，但卻仍然樂于接受來自沈家的捐輸和資助。這是一個宗教人物必須該有的素質和態度，因為一旦矛盾過于尖銳、沖突過于激烈，吃虧的只能是他們。

最起碼目前而，天師道對上是要說服人，對下是要折服人，任何與主流尤其是當權者的對抗，都只是在自找不痛快。

比如眼下江東的天師道，便已經近乎淪為沈氏手中玩物，原本立身根本的宅錄傳道和信眾供奉早已經被沈氏為首的權貴門戶所奪取，換之無論是人力還是財力，他們已經沒有了自己的來源渠道，更加確立了其依附而生的附庸地位。

而那位道中隱為領袖的吳中陸師君，更可以說是已經淪為沈哲子指掌中物，熱衷于鉆研一些道禮齋醮，雖然也在推動道傳的發展，但卻已經不再具備獨立的地位。

正因為明白葛洪是個怎樣人，沈哲子才敢在他面前說此類話。雖然沈哲子如今時譽崇高，當今世道也不是深受儒法禮教鉗制，不乏放達世風，但他這番理論若真流傳出去，也必然會遭到一些衛道士乃至于玄學人士的抨擊。

圣人不死，大盜不止，雖然早有莊子古。但沈哲子提出來，卻跟莊子有著本質不同，莊子是不合于流的清高，而沈哲子卻流露出一種要取而代之的勃勃野心，對于所謂的圣賢古訓，他是持與孔子對鬼神一樣的態度，存而不論。

葛洪作為一個宗教人士，雖然也恭從于禮教，但這是他獲得認可的手段，而并不是持之深信不疑的信仰，這也是一種實用主義的變通。只要能夠確定對其有利，沒有什么是不能吸納融合的，這也是沈哲子要與葛洪探討到這一步的一個原因。

但即便如此，葛洪對沈哲子這一套說法仍然無法接受：“若是經義無論，則道德何存？人各以異標自夸，則生民聽從與誰？父子不能繼順，兄弟各持異端，世道所以重于綱常，本就不是取于先后，人皆法從于此，才可身位各正，紛亂不生。大都督本是定亂賢臣，如此乖張邪論，實在不可輕！”

他之所以說這一番話，并不是作為一個執著于仙道的求索者，而是作為人望所系的宗教領袖，對于自己所背負社會責任的秉持。

聽到葛洪這么說，沈哲子也變得鄭重起來。雖然老先生語中還是在否定自己，但既然仍然愿意談下去，這就說明最起碼是部分認可他的觀點，從而指出他這番話當中最大的邏輯漏洞，那就是沒有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