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保乃是臺城內如今地位最為尊崇者，因而官署距離苑城也不遠，緊挨著太極東堂。

新建成的太保官署是一座四方高閣，規制僅僅略遜于太極前殿，較之尚書臺還要更高一些。周圍錯落有致分布著許多掾屬辦公的場所，自有高墻環繞，儼然一個獨立的個體。

其實不獨獨只是東晉，中朝包括兩漢時期，類似王導這種級別的重臣，獨立性都是很高，并非僅僅只是依附于皇帝的應聲蟲，各自都有一套班底，共同治理天下。只是隨著時代的發展，皇權日趨強勢，漸漸的宰輔之臣在皇權面前也就沒有了原本所具有的制約之能，乃至于淪落為奴仆一樣的存在。

沈哲子他們到來的時候，王導正在與幾名屬下掾屬商討事情。如今臺城內三個實權的大佬，虞潭只是專注于軍務一項，只打理護軍府事宜。而尚書臺分權太過，諸多分曹交錯理事，職事之間頗多重合。溫嶠也談不上專門負責哪一方面，更多的還是居中協調。

相對而，王導的責任便重要得多，他以太保而主政臺城，本身又擔任司徒。而司徒某種程度上來說，便兼具丞相的一部分職責。除此之外，他還擔任著揚州刺史，可以說從中樞到地方上的事務都系于一身。

看到沈哲子入內，王導倒也沒有刻意的冷落，暫停議事，讓人將沈哲子安排去一個側室，過了一會兒才匆匆行來，望著沈哲子微微一笑，神情也談不上親近或疏遠，只是說道：“臺內事務繁多，亟待賢能任事，駙馬能夠勉為其難，也是讓人心振奮的好事。”

沈哲子連忙起身下拜道：“太保此譽實在讓晚輩惶恐，征詔早達，只是生性疏懶，拖延至今才應詔入拜，實在慚愧。”

“居野未必無勞，居內也不乏懶政，倒也無須一概而論。”

王導講到這里，語氣略有復雜，深深望了沈哲子一眼。身為如今臺城內的主政者，他對沈哲子怎么可能沒有怨，只是以他的身份再絮此事，終究有些欠缺儀度雅量。

沈哲子自然聽得出王導弦外之音，自己在野這段時間何至于是無勞，簡直就是比三公還要忙碌一些，也無怪王導有諷意，在這方面他確實有些理虧，一時間不好作答，只是訕笑回應。

王導見沈哲子此態，心內也不乏感慨。

他對于這個年輕人的感官實在有些復雜，首先對其能力不乏欣賞，別的不說，單單如今這個臺城煥然一新的局面，便可以說是這個年輕人一力促成。本身既有經營的能力，早先又是軍功卓著，這樣的人才不要說是在眼下的江東，哪怕是在中朝時，單純以能力而論，都算得上是拔于人前，少有比肩。

哪怕是王導自己，都不得不承認，沈哲子所做的這些事情，換了自己做也未必能夠做得更好，甚至有可能還要略遜。

另一方面便是缺點與優點一樣明顯，自恃其能，把持眾心，而且所謀每能讓人心旌搖曳，難作自持。這對個人來說或許是件好事，但是對于世道而，尤其是對于江東這個殘破局面，實在是好壞難斷。

王導向來秉承一動不如一靜，一方面是因其性格使然，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世道實在已經承受不住太大的動蕩。今世之局，乃是古來未有，夷狄肆虐于華夏，王業卻要茍存于一隅。王導承認他并沒有太大的進取之能，所以也是全心全意只求能夠維持局面不至于變得更壞。

所以沈哲子這樣的人，跟王導在本質上就是有所區別。王導雖然承認其能力，但卻并不認可其做事的風格，或許早先屢有建樹，但并不意味著一直都能劍走偏鋒而有所斬獲，江東這個局面實在太脆弱，底蘊也要遠遜于中原，一次失敗就有可能造成全局的崩盤。

這樣的教訓不是沒有，江東至今都沒能走出蘇峻之亂的陰霾。而以王導觀察沈哲子所得，這個年輕人行事較之庾亮還要更加激進。

一個人有能力是好事，但如果自恃其能而不加節制的自逞其能，那么能力越強，便可能給世道造成越大的傷害。

所以，對于沈哲子這個人，王導如今已經從最初的欣賞漸漸轉為有些失望，乃至于隱有提防。如果有可能的話，他真的希望能夠將其禁錮永身，這樣的人越居高位，對世道的危害便越大。可是他也知道這個想法從目前來看已經不太現實，哪怕他能把持住中樞，但卻防不住地方，勉強為之，只能加劇時局的分裂。

盡管對沈哲子有所不滿，但又不得不接受對方活躍于時局內的事實，所以王導也是希望能夠憑借自己的影響，讓這個年輕人能夠暫斂鋒芒，最起碼不要做太多時局能夠承受之外的舉動。之所以有這個想法，也是因為沈哲子早先在收復京畿的時候，不乏有維穩時局的努力，可見這個年輕人是有大局觀的，最起碼不想一般吳人那樣只求專據一地。

“江應元那一篇《徙戎論》，過江來我也多與同儕論起，但是感慨之余，更多是有感于時弊積深，雖有良藥，未可猛除。這大概也是時局的悲哀，未可輕罪一人。”

沉吟少頃之后，王導還是決定就近來嘩噪之事談一談自己的看法。

沈哲子聽到這話，心內卻是不乏冷笑。他對于王導其實是不乏敬重的，因為其人對于時局的貢獻確是有目共睹，并不能一抹殺。但是王導的局限性也是很明顯，良好的家世給他提供了強大的資本，但是也給他施加了很大的限制。

譬如江統的《徙戎論》，確實是將問題想的過于簡單，提出的方案也趨于理想化，實際的實施性并不高。但是最起碼提出了一個致命的問題以及可怕的前景，單單這一點便已經足夠引起當權者的重視。

但是并沒有，無論是當時執政的賈后，抑或取而代之的趙王司馬倫，乃至于東海王司馬越和王衍的搭檔，他們更多的是關心自己利益的得失，甚至是不加限制的讓胡人武裝自己，作為他們爭權奪勢的籌碼。這群人的昏聵和短視，是注定要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哪怕王導不愿意承認，事實就是事實！

不過時勢自有公論，沈哲子也沒必要在王導面前據理力爭、針鋒相對，聞后仍是如在溫嶠面前一樣的說辭：“這件事我要對太保道歉，所為實在是欠于考慮，并沒有想到居然會對時人造成這樣的影響。其實對于江公《徙戎論》，晚輩也并非完全認可，因而有所刪減、選錄而登。羯奴勢成，確非一人之罪，也非一時之患。執一而論，確是有欠公允。”

聽到沈哲子這么表態，王導面色稍霽，他最憂慮的其實還不是眼下的物議沸騰，而是由這一樁事所顯露出來沈園摘星樓對于輿論的導向作用。可是經此一事，臺中如果再針對摘星樓有所舉動，針對性不免過于明顯，由此也會激發出更多的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