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輩分來論，李充其實還是衛崇的長輩，不過時下禮教本來就不嚴謹，況且彼此也是遠親，衛崇肯出面幫忙已經是一樁人情，以字相稱倒也沒什么。

“驚聞先墓遭受荼毒，痛貫心肝，孝義鞭我，不敢久待，情不能忍，唯有以血泄憤。”

李充說到這里的時候，神情仍有幾分激動，他對衛崇施禮說道：“身困囹圄，多謝江夏公援我。不過沈侯亦是職責所當，縱有刑迫，不敢有怨。仇不敢久待，罪不敢求免。”

聽到這個李充的回答，沈哲子眉梢不禁一揚，不免有些意外。說實話，他對李充的興趣并不大，也沒有聽過此人有什么才名。反而對于其母，那位傳說中教導出書圣的衛夫人興趣不小，甚至不乏拜望之念。

在聽過衛崇和沈牧各自講述之后，沈哲子對這李充的印象其實有些不佳，感覺跟那些自仗家世便胡作非為的世家紈绔沒有什么區別，沖動任性，暴虐狂傲，做事不顧后果。

可是在一見之后，他卻發現這個李充氣度恬淡靜雅，談也是恭謹有加，不像是一個戾氣橫流之人。

衛崇聽到李充的話，不免有些尷尬，乃至于對李充不乏怨忿。沈家分明已經表態不再追究，這李充干脆低頭道歉一下，事情也就罷了。

若態度再好一些，彼此甚至都能借此結下一份時常來往的情誼，何苦又要多說其余再窮生事端！當真有這份覺悟的話，那就干脆低頭認罰，事先吩咐家人不要到自己府上求助。被他這么一說，自己出頭反而成了罔顧人情。

心中雖然有些不滿，但是既然已經出頭，衛崇還是強笑著對沈哲子說道：“弘度或是仍有激憤難平，或發戾聲，維周你不要介意。”

沈哲子笑著擺擺手表示并不介意，繼而望著李充說道：“李君這么說，倒是悖于世情。報仇雪恨，那是孝義人情；罪而伏刑，那是術治法度。時人各執一端，高賢亦不能厘清彼此。李君兩端并論，我倒想請教一下，你認為此事應當如何論處？”

沈哲子這個問題，看似尋常，其實已經牽涉到一個由來已久的意識形態問題。魏晉這個年代，混亂之處不只體現在兵災連連，更體現在思想上。

所謂的玄學大昌，其實只是一個比較表象的特征，學術上和思想上的碰撞，不止體現在那些清談命題或是殘酷政治斗爭中，其實每一個人身上，都有這種矛盾和焦灼。

像是庾亮這種時下第一流的名士，學理上的造詣體現在玄儒兼修，出入其間，這么一說倒是顯得從容自由，思想恣意馳騁。但其實落實在真正的行動上，仍然免不了著重刑名。而類似行之間的矛盾，其實在《世說新語》中比比皆是。

后人推許魏晉，多那種放達恣意的精神世界，但其實魏晉人士精神很貧窮，很困頓。他們自己甚至都找不到一個可以信之不疑，奉行不悖的信念，于是這就造成了不少所謂的玄學名士，一個個談風雅無比，私底下都是貪鄙成風的扭曲形象。

沈哲子作為一個后世而來的靈魂，他在思想上的進步性體現在，他深知玄學只是一個麻醉精神的理論，并不具備任何實際操作性，從來都不是能夠讓普世受益的學說。像是王導那種求諸簡約的執政方法，只能流于于世無益的憒憒之政。

這種昏聵，或者可以說能夠適應當時復雜的矛盾關系，不會給社會造成大的動蕩和負擔。但從另一方面而，又何嘗不是犧牲了整個社會的活力和進步為代價？

李充說的這話看似頗有覺悟，仇是一定要報的，但是做錯了也認罰。可問題是，覺悟是覺悟，實行起來卻困難。執著于孝義，是應該值得褒揚的，但是如果褒揚，那么就間接承認了他家違規建筑是合法的，而那些勞役也就等于被定性為盜賊。

那么接下來再怎么罰？只能罰他擅闖丁營，而最重要的人命反而不必再提。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就是世家話語權對國法的壓迫。

聽到沈哲子的反問，李充也愣了一愣，良久后才苦笑道：“臨事多慮，不敢待訟……”

沈哲子聞后便是默然，他明白李充這話的意思。如果李充不私自行動報仇，而是訴訟有司，這件事最后的發展肯定是會被壓下來，這樣李充非但不能報仇，反而有可能招致沈家的打擊。

能夠認識到這一點，說實話，這個李充非但不是一個沖動之人，反而極有決斷。從沈哲子自己而，如果李充真的去告狀，為了不讓工程受阻，那么他就要咬定李家墓地逾禮，勞役們是沒錯的！

歸根到底，這個世道沒有道理可，小民是待宰魚肉，有力量的人要迎合大勢，更有力量的人則要試著操縱大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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