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兩個月前，中國和法國開通了空中航線，可以從廣州飛到越南，再轉機從越南飛到法國。

周赫煊當然不敢帶著老婆坐洲際飛機，萬一落下來就好玩了，還是老老實實的乘火車再轉走海路吧。

一路上，康澤都在找機會套話，想要了解周赫煊和希特勒之間的具體情況。周赫煊各種糊弄打哈哈，只說自己跟希特勒談得比較來，絕口不提什么三眼神族的事情。

康澤這家伙滿手血腥，死在他命令下的無辜百姓以萬為單位。若論殘暴和血腥程度，戴笠給康澤提鞋都不配，槍斃他一百遍都死有余辜。

這種人，周赫煊一向敬而遠之，連打交道的興趣都沒有。

當然也不能得罪，周赫煊盡量保持著距離，以寫文章為理由，整天把自己關在船艙里不露面。

他們這趟坐的是快船，僅用三個星期就抵達上海。

上海的市面上一片蕭條，拜白銀危機引起的金融風潮所致，整個長江中下游的輕工業都趨于崩潰，棉紡行業直接倒退回辛亥革命時期。就拿上海的棉紗業來說，市面上交易的超過八成是日貨，只有“申新”等少數國產品牌能夠存活。

原因很簡單，白銀危機導致銀根不足，工廠資金鏈斷裂，民族企業紛紛破產，日貨趁機侵占中國市場。

而四大家族不但通過貨幣改革賺得盆滿缽滿，還利用行政命令大肆盤剝巨額利潤。比如茶葉和漁業，政府強行要求統制運銷，說白了就是以政治手段實現行業壟斷。

商人們已經快被逼瘋了，咱們前面講到的茶葉大王唐季珊，直接拉著14家茶棧跳反，堅決抵制政府命令。各大漁業公司和普通漁民，也堅持自由營業，根本不理會政府的亂命。

上海的運輸業也崩了，包括英美法等國的航運公司，生意那都是一落千丈。原因一方面是經濟不景氣，另一方面則是華北走私太嚴重，華北那邊幾乎成了三不管地帶。好多南方貨物干脆沿鐵路北運，然后走私出海，外來進口商品也基本走私到天津，然后再發往全國。

作為遠東最繁榮的城市——上海，已經變得死氣沉沉，工商、金融、地產全線崩潰。

老百姓的生活也愈發困難，在銀元和法幣日趨貶值的同時，人民的收入竟逐年下降。1932年的時候，上海絲廠工人的日薪是6角，1933年變成5角1分，1934年下降到3角8分，1935年勉強漲回了4角。

如今，上海已經在醞釀大罷工了，再不漲工資就要餓死啊。

正當周赫煊回國的時候，左翼文壇再起風波，出現“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和“國防文學”之爭。具體內容有點敏感，咱們不方便詳細敘述，反正就是左翼文人自己吵起來了。

面對日寇的步步緊逼，值此國難當頭之際，“左聯”在年初自動解散。

以魯迅為首的左翼作家，號召摒棄政治立場一致對外。魯迅和郭沫若認為，一切不愿當漢奸的作家，都應該在抗日救亡的旗幟下聯合起來，不管原先是什么人，只要不愿當漢奸，就應團結到一條戰線上。至于文學創作，寫什么都好，最好與國防有關，不寫直接與國防有關的人事也無妨。不過，應該互相批評，無產階級保留批評的權力。

這標志著中國近代文學史上的“左聯時期”結束，正式邁入“抗戰文學”階段。

周赫煊緊趕慢趕，還是沒趕上參加“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成立大會，只能以私人名義捐贈了10萬元救國資金。

自從“一二九運動”之后，全國都掀起了抗日救亡浪潮，根本不理會南京政府“敦睦友邦”的號令。

各種民間抗日團體如雨后春筍般涌現，走上街頭公開高喊抗日者不知凡幾，國黨的特務和警察根本就抓不過來。報紙上，“抗x”字眼出現得越來越頻繁，許多愛國人士自發前往北方投軍抗日。

到了1936年6月，但凡有點腦子的國人都知道，再不奮起抵抗，就要亡國了！

“主戰派”情緒高漲的時候，以汪兆銘為代表的“主和派”也變得更加積極，其中胡適也是堅定的“主和派”。

但“主和派”也分為兩種，一種是覺得中日兩國力量懸殊，中國還沒有做好抗戰準備，應該徐緩圖之，其中以胡適為典型。另一種則心思難測，抱有別樣的想法，比如汪兆銘。

汪兆銘此時已經被老蔣一擼到底，沒有任何實權可，但他卻高呼“和平”論調上躥下跳。而汪兆銘的追隨者們，也大都是政治斗爭的失敗者，他們必須通過“主和”來重新奪權。

……

南京，憩廬。

康澤跺著地板立正敬禮：“報告委座，卑職康澤受命歸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