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胡適與陳德征的論戰，已經進行了大半年。

現在已經沒有報紙雜志敢刊登胡適的文章，這位先生被國黨的整個御用文人集團圍剿，幾乎成為人人喊打啊的落水狗。

別看胡適平時彬彬有禮，對誰都溫和禮讓，一副謙謙君子的模樣。但他發起火來還真是個暴脾氣，國黨御用文人罵得越兇，他反抗起來也就越厲害。

短短半年時間，胡適連續發表《人權與約法》、《我們什么時候才可擁有憲法——對于建國大綱的疑問》、《知難，行亦不易——孫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難說’述評》和《新文化運動與國黨》數篇文章，掀起雷聲大雨點小的民國人權運動。

胡適的文章直指南京政府與國黨，強烈反對國黨將黨權凌駕于人權和法權之上。特別是后面的那兩篇文章，越寫越激烈，一篇公開質疑孫中山，另一篇甚至出現這樣的內容：“我們不能不說，今日國民政府所代表的國黨是反動的。”

我們不能不說，今日國民政府所代表的國黨是反動的。

上面這句話，在《新文化運動與國黨》中反復出現。胡適從思想自由、對文化的態度等各方面，舉例分析并指出國黨的反動性質。

胡先生的膽兒也太肥了。

幸好胡適跟宋三小姐關系不錯，自己的名氣也夠大，不然他估計已經被逮捕了。

上海，法租界。

新月書店（出版社）。

胡適、梁實秋、羅隆基三人，拿著他們整理出來的文章集子，找到新月書店的經理潘孟翹說：“潘兄，你不是一直愁著無書出版嗎？現在就給你送稿子來了。”

潘孟翹是著名社會學家潘光旦的哥哥，他只翻看了幾篇文章的標題，就叫苦道：“你們禍害了《新月》詩刊還不夠，又要來禍害新月書店？”

“什么叫禍害？這是仗義執，為民請命！”梁實秋大義凜然道。

胡適溫和的笑道：“也只有新月書店能出書了，勉為其難就出版了吧。”

潘孟翹無奈的搖頭嘆息：“唉，出版就出版吧，反正你們是老板，我就一個跑腿兒打工的。”

潘孟翹為何如此為難？

因為胡適三人拿來的文章，全都是跟南京政府唱反調的，包括已經出版和無法出版的文章，現在準備集結出書，名為《人權論集》。

《新月》詩刊由于“違規”刊載胡適的文章，前段時間已經被國黨查封了。胡適也是沒有辦法，只能直接出書，因為再沒有報刊雜志敢刊登他的文章。

可想而知，新月書店離被查封也不遠了，直到胡適避走海外才能恢復營業，《新月》詩刊也是如此。

就在胡適他們討論出版編校問題時，徐志摩和張嘉鑄突然沖進來：“喜事，喜事，大喜事！”

“什么喜事？”梁實秋好奇道。

徐志摩高舉著越洋電報說：“仲述兄（張彭春）從美國發來的消息，明誠兄入圍了諾貝爾文學獎和龔古爾文學獎！”

“真的？”胡適無比驚訝。

羅隆基問：“這都11月中旬了，怎么國內都沒見到相關新聞？”

張嘉鑄納悶兒道：“我也不太清楚，諾貝爾文學獎的最終入圍名單，早在十月份就公布了，南京政府應該收到了消息才對。”

胡適很快想明白其中道理，嘆氣道：“恐怕南京政府早就知道了，這種大新聞，中國駐瑞典公使肯定會通知國內。但想想明誠的小說都寫的是什么？不管是《神女》還是《狗官》，都在揭露中國社會的黑暗面，這種作品要是真在國外獲獎，恐怕政府那邊會感覺臉面無光。”

“確實如此。”梁實秋點頭附和。

如果換成去年，或許南京政府都不會如此反應。但今年不同，國黨正在打壓文化界，以前可以隨便發表的問題小說，此時卻要面臨各種審查。

北伐的最終勝利，意味著新文化運動的結束，許多東西是不能寫的，就算寫了也沒法出版。

想到這里，眾人都陷入沉默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