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拉斯堡市，隸屬于阿爾薩斯大區，位于德國和法國邊境。

這里的歷史變遷很復雜，它原本屬于神圣羅馬帝國，后來并入法國，接著又被德國占有，一戰后又被法國搶回來。

記性好的朋友，應該還對中學歷史課本中的凡爾賽合約有印象，其中一個條款就是：德國把阿爾薩斯—洛林地區割讓給法國。

呂西安·費弗爾，此時就在斯特拉斯堡大學當教授。

他最近正在籌備創辦一本雜志，叫做《經濟社會史年鑒》。我們以未來者的視角來看，這份雜志開創了年鑒學派，改變了世界史學界的面貌，為現代史學的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

好吧，說起來很牛逼，但此時的呂西安·費弗爾還屬于“非主流”。

二十世紀20年代的歐洲史學界，主流派別為“新史學”——實證主義史學。

這種史學流派興起于19世紀后期，當時自然科學爆發式進步，科學家們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重要成果。整個西方社會，都陷入對科學的無限崇拜當中，史學家們也不例外，

于是乎，有人提議把自然科學的方法，運用到歷史研究當中。通過各種心理分析，以及對事物之間有機聯系的關注，用來揭示隱藏在歷史活動背后的規律。

說得更直白一點，就是把所有歷史都分為“地理時間”、“社會時間”和“個人時間”三大要素。史學家們利用自然科學思維，總結出一套“科學公式”，研究歷史的時候往“公式”里套即可。

實證主義史學思想有其先進性，促使傳統史料去偽存真，讓歷史研究更加嚴謹。但局限性同樣很大，史學家們這么搞下去，導致史學朝著自然科學靠攏，忽視了歷史研究的獨特性。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整個歐洲的思想界、史學界、文學界，都充斥著頹廢、迷茫和反叛，從而醞釀出多種多樣的新流派。

質疑實證主義史學的聲音越來越大，但暫時還無法將它推翻，呂西安·費弗爾就是反對者中的積極分子。

“雜志稿件還沒收齊嗎？”馬克·布洛赫走進辦公室問。

呂西安·費弗爾笑道：“還有一份在郵寄途中，可能最近幾天就能收到。”

馬克·布洛赫苦惱地說：“我前后聯系了五家出版社和發行商，沒人愿意幫忙發行我們的雜志。”

“很正常，”呂西安·費弗爾比喻道，“實證主義史學是風車，我們就像不自量力的唐吉坷德，很難得到主流群體的重視。”

“那怎么辦？”馬克·布洛赫問。

呂西安·費弗爾說：“去巴黎吧，我跟阿歇特出版社的小路易打過交道，或許他能幫忙發行雜志。”

等到周末，兩人把雜志創刊號的內容編好，拿著粗糙印刷的樣刊結伴前往巴黎。

……

20世紀20年代，被西方世界稱為“瘋狂的20年代”。

特別是法國這邊，一戰的糟糕狀況已經結束，經濟在20年代全面復蘇，呈現出耀眼的繁榮景象。

但戰爭帶來的心靈創傷，卻刻在每個人骨子里。于是有錢人盡情享樂，頗有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意味。而藝術家、思想家和文學家們，則各種反叛傳統，創造出亂七八糟的新流派。

窮人們也顧不上鬧革命，雖然他們過得比以前還困難，但劫后余生讓人更加珍惜生活。而且到20年代末期，社會經濟的全面復蘇，也讓底層人民稍稍有了點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