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明白，”譚熙鴻贊道，“這就跟做科學實驗一樣，需要收集分析數據，想不到辦報紙也有如此講究。”

周赫煊說：“一拍腦袋寫出來的新聞，難免脫離實際情況。我們《大公報》的辦報方針是不黨、不私、不賣、不盲，這個不盲既要不盲從流俗，也要不盲目報道。”

譚熙鴻肯定道：“這也是搞科學的態度。”

兩人沒走幾步，周赫煊便找到個小販說：“你好，我是《大公報》的問卷調查員。”

“嘛呢？”小販一臉懵逼。

周赫煊詳細說：“城北的希望小學里面，有個學生的父親是殺人犯，母親是娼妓，其他學生家長反對他讀書，要求開除。你對此有什么看法？”

小販說：“當然要開除啊！”

“為什么？”周赫煊一邊紀錄一邊問。

小販道：“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殺人犯的兒子更不能讀書，以后當壞人會害死多少人啊。”

周赫煊又問：“中華民國的憲法規定，所有國民都擁有受教育的權利。你認為這個學生有讀書的權利嗎？”

小販理所當然道：“還讀啥書？老爹是殺人犯，老娘是娼婦，這種人長大也肯定不是好東西，早點死了省事兒。”

“好的，謝謝你的配合，”周赫煊說，“請問你的姓名、年齡、職業，有沒有讀過書？”

小販笑道：“我叫李全，32歲，賣糖堆兒的，不識字兒。”

周赫煊又陸陸續續問了七八個人，甚至連印度籍巡捕都調查了，得到的回答驚人一致：殺人犯和娼妓的兒子不該讀書！

譚熙鴻目睹了整個經過，不可置信道：“怎么會這樣？怎么可以這樣？”

“別急，慢慢來。”周赫煊又截住一個戴眼鏡的，看樣子是個知識分子。

那人說道：“當然有權利讀書，現在都民國了，進步的文明社會就要給每個國民以受教育的機會。”

周赫煊問：“如果這人長大學壞呢？有知識的壞人，可比文盲危害更大。”

“那就更應該受教育，學校可以導人向善，糾正他危險的行為觀念。”那人道。

周赫煊笑道：“謝謝你的配合，請問你的姓名、年齡、職業和受教育程度。”

那人痛快地回答：“我叫魯杏芳，字潤良，29歲，金融碩士，洋行職員。”

這個問完，譚熙鴻才說：“看來還是讀書人明事理。”

“那可不一定。”周赫煊說。

很快又問到一個賣菜大媽，她說：“多讀書有好處，這殺人犯的兒子，說不定長大也有出息呢。”

整整忙活半天，總共收到五百份調查問卷，最后統計出來：持否定觀點的占87.2%，認為殺人犯和娼妓的后代不應該讀書；而持肯定觀點只有12.8%（其中絕大部分是婦女和知識分子）。

看到這個結果，周赫煊默然無語，他沒想到會如此糟糕。

譚鴻熙都把自己此行目的給忘了，嘆氣說：“國人的觀念還需要進步啊。”

第二天，《大公報》把調查結果披露出來，立即在京津知識分子群體中引發熱議，許多學者紛紛發表文章闡述自己的思想。

前一章我們提到，民國初期有三種教育。其中民眾教育理論，認為無論男女老幼、貧富貴賤都有受教育的權利。歷史上，這種理念正是發源于北伐時期。

周赫煊沒想到的是，自己那一篇報道，居然促使“民眾教育理念”提前興起，點燃了全民教育的火種。

做為幾十年后的現代人，你很難想象民國初年那種蒙昧，罪犯的兒子不配受教育，居然會是大多數老百姓的共識。

解放思想，真的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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