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最后，還有一個重要人物需要介紹。

弘治年間，四川合州有一位叫趙官的小孩。他聽在中原做過官的長輩講，金陵城邊上有個后湖，后湖里藏著銅版冊，不是公事的話沒人能進去，普通人只能遠遠望著，儼然如仙山一般。年幼的趙官將信未信，但印象極深。

到了正德六年，趙官進京趕考，名列三甲。他被分配到了南京，擔任戶科給事中，主管后湖黃冊庫。童年的幻想，就這么突然出現在眼前，這奇妙的命運境遇，讓趙官驚喜莫名。

大概是因為多了一層童年的情懷，趙官對后湖黃冊庫格外上心，一到任便做了幾件大事：將廚房從中洲轉移到荒洲，制定了嚴厲細致的防火條款。全靠他打下的基礎，后湖黃冊庫二百余年運營，不曾發生過一次火災。他還積極上書，要求改善駁查監生生活環境，嚴查黃冊舞弊，等等，總之是個閑不住的人。

趙官太喜歡后湖了，他覺得這么歷史悠久的一個冊籍庫，如果不為它寫點什么，未免太可惜了。用趙官自己的話說就是：“惜其歷年既遠，諸例散逸磨滅，而莫肯為之志者，使夫有事于湖者茫然無所執持，懵然無所遵守。”

趙官找到一位叫楊廉的學者，說他打算為后湖修一部志。楊廉是在《明史》里有傳的大人物，也曾擔任過一任后湖主官。他對趙官的這個想法大為贊賞，鼓勵他說，你來寫，我幫你校訂。得了前輩背書，趙官士氣大振，叫上他的副手——眉州人趙濟寬，一起利用工作余暇搜羅一切相關資料。

這件沒有酬勞的業余工作持續了兩年，先后八次修改，最終在正德九年成稿，定名為《后湖志》，一共十卷。

此書名字雖然看起來像地理志，但其實里面主要收錄了黃冊庫的沿革掌故、黃冊典籍變化以及后湖主官與朝廷之間的奏疏公文往來，還附了與后湖有關的詩文二卷——與其說是后湖志，毋寧說是一部后湖黃冊庫史。

書成之后，趙官拿去請楊廉校對，不料卻驚動了一位更厲害的人物，叫羅欽順。羅欽順是江右大儒，號“整庵”，曾與王陽明書信辯論良知之說。他看到《后湖志》后，頗為欣賞，稱贊說：“自今以往有事于湖上者，既得有所據，以適夫損益之宜，以謹厥藏，將永永無弊。”并欣然為之作序。

趙官此舉，也得到了繼任者們的認同。在他之后，嘉靖二十八年的后湖主官萬文彩、李萬實在其基礎上，增補了正德、嘉靖兩朝文件；此后嘉靖四十一年，又有陸鳳儀再次修訂。此后萬歷、天啟兩朝，也有人不斷增補，遂形成了現存的《后湖志》規模。可惜崇禎一朝，黃冊形同虛設，后湖主官也沒什么心思繼續增補，以致缺少了明末一部分。

《后湖志》是研究明代黃冊最直接、最權威也最翔實的一手資料。其他史書論述至此，要么概略一說，語焉不詳，要么高屋建瓴，深究其意義，不及其余。只有《后湖志》里提供了大量有趣的細節，細到黃冊庫工食如何分發，駁查監生吃飯如何解決，黃冊紙里夾帶了什么原料，朝廷挪用本庫銀兩用的什么借口，等等。

本文寫作所提及的大量事跡，幾乎皆從《后湖志》中得來。我一直覺得，在歷史的宏大敘事之外，我們也需要這些瑣碎細節。只有從細節里，才能還原出一個生動、真實的黃冊圖景，進而從黃冊庫的變遷爭吵中，管窺到大明興衰起伏的規律成因。

一次意外的機會，我得到《后湖志》，一讀之下，大為喜歡，遂有了動筆寫寫的念頭。通讀了《后湖志》數遍，查閱了大量前輩文獻，又請教了一些專家學者，甚至特意跑到玄武湖逛了幾圈。

玄武湖如今在梁洲上設有一棟二層小樓，里面是明代黃冊庫遺址文化展。雖然幾乎沒什么實物，但設計上頗有可觀之處。當我踏入二樓時，看到冊架旁立有趙官泥塑一尊。

可見不欲讓黃冊庫被歷史忘記的人，也終將被歷史銘記。

另外要特別感謝南京的吳福林老先生。他以古稀之年，將深藏故紙堆中的《后湖志》整理點校出來，實在令人欽佩。《后湖志》版本稀少，存本質量差，里面還有大量俗字、錯字、漏字，逐一校對是件極辛苦的工作。像這種冷門史料，即使校對出來，也鮮有人問津，做這件事幾乎是沒有任何回報的。吳老先生在序里如此說道：“我這個年齡的人已無意錢財，只想踏踏實實地做些什么，只要有益于世，便于愿足矣。”

這篇成文，也是希望能讓吳先生的成果不致唐捐，能被人一直記住。

附部分參考論文如下：

何柄棣：《中國古今土地數字的考釋和評價》《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