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熙得了師侄的提點，再赴巡撫毛斯義處上訴。這次上訴不為勝負，只為拖延時間。巡撫接了這案子，一定會轉發徽州府，徽州府再回復巡撫都院，文書來回，怎么也得幾天時間。

接下來，佛熙馬不停蹄地找到吳永升、汪寧、羅槚、羅延壁、胡通進幾個人，對他們說：“你侮受我金銀事已發覺，今就首官，難免本罪，莫若誣稱羅顯情虧，妄將金銀詐稱是僧買求，再告一詞，替我遮飾，得贏官司重謝。”

這不是筆者的原創，而是供狀文獻里的原話。看到這里時，真是服了法椿了，虧他能從絕路中挖出這么一條縫來。

反正那九個排年已承認收受賄賂，干脆讓他們改一下口供，誣稱這些錢是羅顯給的，也是羅顯教他們說是佛熙賄賂。為什么羅顯這么做？因為他心虛啊。

這套說辭并不求邏輯嚴密，只求把水攪得足夠渾。

吳永升、汪寧等人得了佛熙保證，立刻向徽州府告了一記刁狀，詐稱那筆金銀是羅顯給的。

羅顯一聽這幾個人居然還要攀咬自己，也不示弱，讓自己的侄子羅興去了巡撫都院，找毛斯義毛老爺申訴。你不是要鬧大嗎？那我就再鬧大一點。

此前他一直走的是巡按這條訴訟線，這次走一回巡撫衙門，把兩院補齊，聲勢搞得大大的。

巡撫都院接到案子，照例轉給徽州府。徽州府一看麻煩又來了，推官曹世盛連忙請到同知李邦，按程序這事還得您來審啊……

李同知打開案卷一瞧，好家伙，一樁案子變成了四樁案子：羅顯、鄭文訴楊干院僧人毆死鄭來保兼誣告羅良璽、羅偉案，法椿訴羅良璽、羅偉毆死楊干院僧人謀奪風水案，九排年訴羅顯賄賂排年偽證案，羅顯訴九排年誣告案。

這四樁案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牽連，有來有回。本來挺簡單一事，現在硬是被法椿攪得錯綜復雜。

好在徽州同知李邦也不是吃素的。徽州這個地方以“健訟”著稱，民間特別愛打官司。能在這個地方當父母官的，都是久經考驗之輩。他展卷一捋，從千頭萬緒中一下子抓到了關鍵所在。

根源就在嘉靖八年的羅氏祖墳案。

那樁案子雖然審結，后續余波卻漣漪不斷。要了結眼下的四樁案子，非得把那一件根源弄清楚不可。

可是，徽州府并沒有關于此案的資料。

當時羅氏祖墳案一審是在歙縣，二審涉官，由巡按劉乾亨安排，轉去寧國府異地審問。結案后的執行，也是由寧國府太平縣負責。此案所有的相關檔案，都存在那邊，徽州府沒有經手，自然也沒記錄。

李邦想要了解羅氏祖墳案的情況，還得去寧國府找。于是他便派遣一個叫作潘元的快手，跑去寧國府調閱檔案。

法椿覷到這個機會，又出手了，還是盤外著數。

他找到潘元，送了一筆錢。潘元心領神會，假裝生病在家，把徽州府申請調閱卷宗的文書和自家身份憑證，給了楊干院一個叫能儒的和尚。這個能儒和尚沒有剃度，拿著潘元的憑證，大搖大擺去了寧國府。

那時候身份證沒照片，寧國府哪里知道潘元被人冒名頂替，一看文書勘驗無誤，便把檔案找出來，交給了能儒。

能儒拿到檔案之后，直接把它給了佛熙。佛熙偷偷打開，發現里面分成兩卷。一卷是歙縣知縣高琦判案的文件，對楊干院有利；一卷是寧國府推官郭鳳儀判案的文件，對羅顯有利。當年寧國府二審之時，曾把歙縣一審卷宗調過來對照，因此并在了一處。

佛熙把寧國府卷宗偷偷抽出來，只留下歙縣卷宗在里面，仍由能儒送到徽州府，指望能借此瞞天過海。

可惜李邦并不糊涂。他看了看卷宗，發現只有歙縣高琦的手筆，便多留了個心眼，召來羅顯詢問。羅顯一聽就急了，懷疑卷宗被人偷換，他大叫大嚷，要求徹查。

可這怎么徹查？潘元或能儒若一口咬定中途丟失，誰也沒轍。明代這種手段很流行，本來案情清楚，結果被人故意湮滅檔案，最終不了了之。法椿干司法工作的，見過太多了，所以才敢放膽如此施為。

可法椿沒料到，羅顯這一嚷嚷，自己的同伙佛熙倒先心虛了。畢竟這是竊取官府文書，算是重罪。佛熙把寧國府卷宗藏在身上，偷偷躲在徽州府公堂附近，俟退堂混亂之時，過去把卷宗扔到桌案上，掉頭就走。

有一個叫程寬的推廳小吏，他收拾公堂時看到有本卷宗扔在桌上，打開一看有寧國府字樣，遂送到清軍廳。

清軍廳是徽州府同知的辦公室，李邦一看卷宗莫名其妙地被送回來了，又把羅顯喚來。羅顯仔細檢查了一下，發現還缺少一份重要文件——甘結。

前面說了，甘結是結案后雙方簽署的文件，表示服從判決。這份文件若是丟了，法椿很有可能不承認判決結果，又把案子拿出來重審。

李邦沒有尋找遺失文書的義務，他只能依照現存文件做判斷。羅顯沒辦法，只能自力更生。

這件事倒是不難查，羅顯略做詢問，很快便發現是快手潘元找人頂替的緣故。他再一次跑到巡按察院，要告潘元和能儒偷換文書湮滅證據的罪過。

巡按照例轉發徽州府，李邦一看，好嘛，現在成了五樁案子了。

不，不止五樁。

嘉靖十年六月二十九日，在寧國府卷宗遺失案發生的同時，楊干院又出事了。

楊干院有個小和尚叫仁膏，氣不過羅氏作為，提了兩桶大糞潑到羅氏祖墳和祠堂，搞得污穢不堪。恰好這一幕被羅顯的族弟羅時看到了，跟仁膏兩個人廝打起來，鬧到歙縣公堂。知縣責令一個叫姚升保的歇家——一種做婚姻訴訟生意等中介的職業，類似于牙人——去調解。不料姚升保一眼沒看住，讓仁膏跑掉了。

羅時把這事告訴羅顯，羅顯大怒。祖墳被潑穢物，這誰能忍？他大張旗鼓去到巡撫都院那里，又一次提告。佛熙聽說這件事之后，跟法椿一商量，不能示弱，遂捏造了一個仁膏被羅時尋仇打死的假案，去了巡按察院提告。

等到巡撫、巡按分別把狀書轉至徽州府時，同知李邦手里剛好湊夠七樁案子，可以召喚神龍了……

李邦沒有召喚神龍的能耐，只好召喚休寧縣知縣高簡、黟縣知縣賴暹兩個人，讓他們合議并案審理。

上級移交下級司法機構審案，是明代一種常見的做法。尤其是這一大堆亂七八糟的案子里牽連著歙縣知縣，為了確保順暢，最好是讓鄰縣來審。

這案子本身，真沒什么好審的。兩位知縣調取了過往卷宗，又到楊干院現場勘查一番，很快得出結論：祖墳歸屬無誤，維持原判。至于那幾樁毆斃人命的官司，能霓、佛圓、鄭來保、汪仁堅、吳塔監五人算是病故，仁膏根本沒被人打死，而是逃亡在外，并無謀殺情節。

從這份判決中可以看出來，兩縣得了徽州府的暗示，要快刀斬亂麻盡快結案，不要深究細枝末節。所以判決大原則上對羅家有利，但像鄭來保、汪仁堅、吳塔監三人的死因——尤其是鄭來保的——居然報成了病故，顯然是不愿深究。

總體來說，這次判決維護了好人利益，但也沒讓壞人受罰。

法椿的攪亂之計，終究還是發揮了作用。

他深悉官場心態，知道官員最怕的就是混亂。一旦發現混亂開始趨向失控，官員們便會下意識地去彌縫、抹平，把事情盡快了結，哪怕中間有些許不公正也無所謂。秉持著這個認知，法椿硬是把一場敗仗，攪成了一場亂仗。

當然，官府對羅氏一族，也不是沒有愧疚之心。兩個知縣特意委托當地德高望重的鄉紳，將楊干院內的墳祠范圍重新測量了一下：“東入深二丈五尺；西入深二丈二尺；南北橫闊六丈五尺，墳右空地一丈六尺，墳前以溝，墳后以街沿各為界，聽從羅秋隱子孫永遠摽祀，不許浸損。”

這算是把羅氏墳祠的歸屬徹底坐實，與楊干院劃出了明確界限，辦成一樁鐵案。

兩縣的判決還沒完。

羅顯和法椿，都判了個“奏事不實”，李廷綱等九個排年收取賄賂，以上十一人各杖八十，徒二年；行賄、竊換文書的佛熙杖六十，徒一年，強制還俗（上一次未得執行）；其他諸如羅興、羅時、義珍、能儒等次一級的參與者，也俱各受罰。

你們這么折騰官府，多少也得付出點代價吧？

當然，這個判決，還是留有余地的。羅顯和法椿年紀都不小了，真挨上一頓板子只怕會當場死掉，兩縣準許他們用繳納米糧的方式來贖刑。九個排年里的胡通進、吳永升家里闊綽，也采用同樣的方式抵扣刑罰。義珍和尚沒錢，就用勞動的方式來抵扣——叫作“折納工價”。

接下來，徽州府給兩院各自行了一道文，在他們那兒把案子銷掉，先后得到巡按御史劉乾亨、巡撫都御史陳軾的批準（毛斯義已調任），同意李同知的判決。這件事從程序上算徹底完結。

可這時有一個人，仍舊不甘心。

還是法椿。

他居然還沒放棄。

法椿注意到一個事實。那九個受罰的排年里，李廷綱最先自首，得到了免罰的待遇；胡通進、吳永升納了米，也抵扣了刑期。但其他六個人，只能乖乖挨打。

這里頭，仍有可乘之機。

法椿找到那六個倒霉蛋，又撒出銀錢去，聯絡了其他里的十四個排年，湊足了二十人聯名具表，去告羅顯。

告羅顯什么呢？

告他為了隱瞞實情，賄賂了那九個排年，給了每人50兩銀子，一共450兩。

這個數目，對普通百姓來說可以說是天價了。那么有證據嗎？

有啊。

當初李廷綱自首的時候，掏出了佛熙給的3兩銀子作為證據，我們也有。然后汪寧等六人分別掏出了50兩白花花的紋銀，上繳官府。

不用問，他們拿出來的這300兩是法椿給的。

法椿也真是大手筆，一抬手就扔進300兩銀子打水漂，再加上額外送他們六人的酬勞以及收買其他排年的，成本不低。

但這些銀子花得相當值。

汪寧等六人家境一般，不可能自己出50兩白銀，這些錢肯定是別人給的。別人怎么會無緣無故給你錢？一定是要換你在官司上的合作。那么在官司上，誰最后得利了？自然是羅顯嘛。按這個思路想下去，簡直不要太合情合理。

更狠的是，汪寧提告的，是羅顯賄賂了九個排年。他們六個現在已經把贓款交了，那么剩下的三個人——李廷綱、胡通進、吳永升，也會被官府催繳贓款，可他們哪兒有啊，這不等于平白多了50兩債務嗎？

活該，誰讓你們逃過一劫，我們卻要挨板子。

搞定了排年，法椿又以佛熙的名義，派仁膏——就是先前跟羅時打架的小和尚——去了巡按察院告狀，聲稱找到新的證據，能霓、佛圓并非如兩縣判決時說的那樣病故，而是被羅顯指使的族人打死的。兇手叫羅祿，楊干院已經掌握了他“圍捉嚇騙銀兩、卷擄家財”的證據。

證人不可靠，又冒出一個兇手，法椿如此安排，等于是要徹底否定兩縣的判決。只要這樁七合一的案子翻轉過來，連帶著羅氏祖墳祠堂也就能鏟除了。

此時已是嘉靖十一年（1532年）二月，巡按察院里換了新主人。新來的巡按叫作詹寬，福建人。他不清楚之前的一系列紛爭，只看到法椿、佛熙要翻案。

大明法律允許翻案，而且要求這種性質的案子必須去異地審結。既然此前休寧、黟縣兩縣判決是來自徽州府同知的委托，那么這個案子不能留在徽州。詹寬想了想，決定把此案移交到池州府。

池州府隸屬于南直隸，范圍與現在的池州、銅陵二市相當，緊鄰徽州府的西側。

詹寬為什么選擇池州府，而不是寧國府，這個史無明載。但從種種跡象推測，法椿應該是暗中使了力氣。

賄賂巡按是件高難度的事，但也得看賄賂巡按做什么。法椿沒讓詹寬枉法，只是讓巡按大人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做出一個法椿想要的選擇罷了。這對詹寬來說，毫無成本與風險。

池州府對這個案子很重視，由知府侯緘親自提吊人、卷，著一個姓楊的推官負責具體審理。

法椿在侯緘或者楊推官這里，也使了大錢。這一次法椿想明白了，光靠規則內的小聰明，是扳不回局面的，還得花錢。畢竟在大明，銀錢最能通神，這一點連遠在北京修道的嘉靖皇帝都明白。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沒有人知道。

因為原本丟失了……

是這樣的，這一系列案子的檔案文書，收錄在一本叫《楊干院歸結始末》的書里。而這本書留存至今的版本，缺失了第十四頁。所以池州府到底怎么審這個案子的，已經沒法知道了。

我們只能翻到第十五頁，看看池州府審問的結果如何。

這里有羅顯留下的一篇自述：“不意奸僧串通積年打點衙門鋪戶唐文魁，賄囑官吏。至九月十五日，計延傍晚到所，不審鄰佑，不詳原案，不取服辨，非法夾打。”

可以想象，羅顯面臨著多么絕望的局面。

首先，這個開庭時間定在傍晚就很蹊蹺。因為明代的府城是有夜禁的，一更三點敲響暮鼓，禁止出行；五更三點敲響晨鐘后才開禁通行。一更三點就是現在八點左右，等你傍晚開庭時，老百姓早跑回家去了——沒人圍觀，才好方便做事。

然后上頭這位主審官，也不問證人，也不查卷宗，也不聽辯解，直接擲下一個結論，你不畫押就打。

這都是些什么結論？

要羅顯承認行賄，給了李廷綱等人每人50兩白銀來做偽證；還要羅顯承認，羅氏祖墳是偽造的，與楊干院無關。

羅顯自然打死不從，要看供狀。沒想到楊推官直接買通了幾個書手小吏，每人一兩銀子，直接把卷宗里鄰居的證詞給改了。所有“有墳”字樣均改為“無墳”，真正做到滴水不漏。

要說這位楊推官，絕對是個老于案牘的刀筆吏，他寫了一篇長長的判詞，極為精彩，好似推理小說一般。這段文字近乎白話，筆者就不翻譯了，特抄錄如下。

對于羅氏祖墳真偽問題，他如此分析道：

“吊查新安新舊志書，俱載楊干院在歙縣孝女鄉漳端里，唐咸通二年建。而今寺不曾收入。志額及洪武丈量籍冊與本寺奠基文簿備載今寺見產，并不曾開有羅秋隱墓。又查《新安文獻志》，載有程丞相行狀，明開女適羅鼐，亦不曾開有建寺守墳緣由。止有羅顯宗譜并伊執出《程丞相碑記》開有羅秋隱葬在通德鄉楊干寺后……備查各執書丹文簿，眾執羅秋隱并無墳墓實跡。”

然后楊推官又質問道：

“楊干寺自唐迄宋已經三遷，羅秋隱死于唐末，縱葬楊干，未必在遷處所。且羅氏前朝代有顯宦，傳至近世，丁力富盛，既系遠祖葬地，緣不遞年摽祀？豈無故老相傳？查自洪武至弘治，節次修蓋法堂，與前殿相去不滿四步，中果有墳，當必侵壓，本家何無論？”

他還去現場親自勘查了一圈：

“況既系古墳，必有顯跡，今泥磚亂砌，內實黃土，長止三尺，高廣尺余，中不容一人之臂。若磚內加以板木、衣裘，止可容一人之掌，豈類廓形？傍鋪細碎石子，審是本寺階路。且歙本山鄉，縱使薄葬，焉無斗灰、片石粘砌？”

楊推官從文獻、行為邏輯和墳墓形制三個角度，完全否定了羅秋隱墓的存在。

那么現在那座祖墳是怎么來的？楊推官腦洞大開，給了這么一段故事：

“羅顯見寺有風水，要得吞謀，捏伊始祖羅秋隱葬在本寺，令羅昝、羅文殊強搬瓦礫，修理砌墳。差委趙典史修墳建祠，羅顯等暗造墓志一塊，帶領弟侄，假以修墳，乘機于觀音堂前挖去泥土混賴，置酒邀請李廷綱、范瓊隆、王琳、李文浩吃。羅顯對說：‘每人且將金三錢一分、銀三兩送你，出官之時，只說佛熙買求你贓，汪寧等俱有。比李廷綱等聽從接受，羅顯又將銀兩、衣帛等物約共一百二十兩作為謝禮，與李廷綱、范瓊隆、王琳，各分五十兩入己。’”

不知道法椿使了多少錢來賄賂楊推官，但這錢絕對值。這篇判詞推理層層推進，有憑有據，合情合理。楊推官這一支如椽大筆，生生將一樁鐵案給翻過來了。

不過他建構的整個理論，還有一個致命的破綻，那就是羅秋隱墓。

楊推官的理論基礎是，羅秋隱墓系羅顯偽造而成，一切推理都是基于這一點發揮。反過來說，如果羅秋隱墓是真的，這篇精彩的判詞不攻自破。

此前糾紛，楊干院毀掉的只是墓頂土堆，并未往下深入。羅顯如果豁出去，要求官府開墓驗棺，挖出祖先尸骸，這場官司就贏定了。

而楊推官心思縝密，不會不補上這個疏漏。他暗中提醒法椿，法椿找了當地豪強三百多人，在楊干院里夤夜舉火，打著勘查的旗號將墳當頂掘挖，居然真在里面挖出了磚墎、墓志，可是并沒有找到棺槨尸骸之類。

[注釋]磚墎：用磚塊砌成的墻。

這個結果，有點模棱兩可，怎么解釋都合理。

不過到了第二天，情況又變了。那一干豪眾次日清晨早早過來，使鍬用鏟，轉瞬間就將羅秋隱墓的痕跡徹底抹除，只留下一片平地。

最后一個漏洞，也補上了。

很快楊推官得意揚揚地扔出了結論：“（羅顯）反行污首，捏僧截卷，致仍舊斷。裝捏眾詞，平占風水。”

羅顯怎么也沒想到，池州府的這次審判如此不加遮掩，讓局勢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急轉。自己滿滿的優勢，瞬間化為烏有。

怎么辦？

情急之下，他想到了寧國府。

當年這個案子，正是在寧國府異地審訊，才讓羅氏獲勝。現在池州府做出的判決，是在打寧國府的臉，如果他們能參與進來，案情一定會有轉機。

可惜寧國府顯然不打算蹚這場渾水。羅顯的訴狀告過去，負責人直接轉回了徽州府。徽州府呢，因為此案已由巡按詹大人轉委池州府審理，不好駁巡按察院的面子，也照樣轉到池州府審理。

轉了一圈，回到原地了。

此時已經是嘉靖十二年（1533年）一月份，將近兩年時間過去。羅顯別無選擇，又踏進了巡按察院的大門，去找巡按詹寬詹大人主持公道。

以往數次官司，羅顯靠著向巡按御史提告的辦法，占盡優勢，這一次他覺得還會被福星關照。可他也不想想，當初把整個案子踢到池州府的，正是這一位詹寬。羅顯找他，豈不是自投羅網嗎？

羅顯在這一次的訴狀里聲稱：池州府審判不公，楊推官貪贓枉法，法椿毀壞祖墳，請求秉公處理。

詹寬一看，哦，這案子涉官了。

之前說過，按照大明律，如果一樁涉官案件提告到巡按這里，案件要轉到被涉官員的上級機構。告縣官，則轉府處理；告府官，則轉布政使司處理；告布政使官員，則轉按察使司處理。只有告按察使司的官員時，轉無可轉，巡按才能親自審問。

池州府也隸屬南直隸，南直隸不設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府級再往上的地方司法機構，只有應天巡按御史。因此這次羅顯的案子，詹巡按可以親自過問。

詹寬也不客氣，先提拿了太平縣的趙典史過來，問他嘉靖九年六月去楊干院筑墳的事。趙典史不知是被嚇的，還是得了什么暗示，說話支支吾吾，說當時羅顯自己找了一百多人去筑墳，本人只是旁邊監督，羅顯曾經說在地下發現磚墎什么的，本人只是聽說，并未親見云云。

詹寬又潦草地審問了幾句，直接判了案。不過這次判決的結果，無論羅顯還是法椿，誰也沒預料到。

判詞如下：

“夫崇正辟邪，為政首務。欺公蔑法，難長刁風。切照羅顯祖墳，就依其宗譜等書所載，果在寺后，不應今在寺中。今果在于寺中，則修造梵宮時，助緣題名于梁楣者，羅氏如許多人，又不應忍棄其祖，與僧直據其后耳。實為取非其有，又何怪乎排年扶僧競為立一赤幟耶？合平其土。”

詹寬一上來，就否定了祖墳的合法性。即便如羅顯主張的那樣，祖墳在先，佛寺在后，如今也該拆掉。楊干院現在是公眾寺廟，捐款的外來居士很多。你們把祖墳留在廟里，別人天天上香，是供奉你家祖先還是供奉佛祖？

然后詹寬筆鋒一轉，連羅秋隱都罵上了：

“秋隱，唐時一民庶耳，不知有何功德在人耳目，專祠獨祀于百世之下，實為僭越，法當立毀。再照楊干院創雖非今，然而妄塑佛像，跡類淫祠，又系今時例禁，尤當一切毀去。”

等一等，你罵羅秋隱也就算了，怎么連楊干院也要毀掉？你到底哪邊的？別著急，咱們再往下看看詹寬給的解決方案：

“將中堂改祀宋丞相程公元鳳，為舊有神主頁。配以羅鼐、迪威、賢孫，為碑載檀越也。左右兩堂，遍祀勸緣，助緣人氏，為示此寺決非一家可得而據也。觀音堂改與僧家，祀其香火，各仍其舊，為寺有僧田，尚供稅賦也。候本院另行平毀改立，庶可以斥二家似是之非，亦無負前人崇正辟邪之意矣。”

沒想到，沒想到詹寬的判決竟然是這么一個離奇的結果。

羅氏祖墳要推平，佛殿也不能幸免。原有殿屋一半改祭程元鳳等先賢，一半留給楊干院。

這有點莫名其妙了。程元鳳是羅鼐的岳父，在建立楊干院的過程中出了大力氣，但也不至于把羅家祖宗搬走，祭一個外人吧？

詹寬這么判決，也是有原因的。在大明朝，你家的祖先，可不是隨便就能立祠堂祭祀的。《大明集禮》有明文規定：“庶人無祠堂，惟以二代神主置于居室之中間，或以他室奉之。”也就是說，你的先祖甭管哪一朝的，沒有官身的話，他沒資格享受立祠祭祀的待遇，子孫只能把牌位擺自己家里拜拜。

試想，如果無論什么人的祖先，都可以立祠祭祀，豈不是大明滿地都是祠堂？

羅秋隱在唐代是庶民，所以詹寬認為楊干院里的羅秋隱墳和墓祠，算是淫祠，理應禁絕。相比之下，為羅家寫碑文的程元鳳，是大宋堂堂右丞相，詹寬覺得與其祭羅，還不如祭程呢。

詹寬比楊推官高明之處在于，他不糾結于那些細枝末節的推理，直指禮法核心，拿意識形態泰山壓頂，讓人辯無可辯，駁亦不敢駁。要知道，大明以禮立國，凡事一上升到道德層面，就沒道理好講了。

當然，詹巡按對楊干院也沒什么好臉色。早在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就下過一道《歸并令》，要求天下寺院要進行歸并，三十人以上才能成寺，而且還得是歸并到明前的老寺，新建的庵堂寺院要一概革去。

雖然楊干院屬于老寺，但佛殿里的佛像卻是新修的，也算“跡類淫祠”。詹寬援引《歸并令》，要求他們必須限期整改，交出一半寺產。

法椿沒想到，眼看見到成功的曙光，卻惹出這么一位一身正氣、兩不偏幫的大神。判詞里有一句“為示此寺決非一家可得而據也”，正是法椿夢寐以求的結果，可以徹底把羅氏一族趕出楊干院——只是代價實在太大，半座寺廟沒了。

除了祖墳之事，還有九位排年涉及賄賂之事等著處理。

詹寬也懶得仔細分辨，給羅顯、法椿以及九個排年統統判了杖、徒之刑。好在這些刑罰很快得到了赦免，因為正趕上八月份嘉靖皇帝生了個兒子，起名為朱載基，大赦天下——他們的運氣是真不錯，趕上了好時候，若是晚兩個月判，結果恐怕會大不相同，因為朱載基出生不到兩個月就夭折了。

至于是誰賄賂九位排年的，到底也沒查清楚，就這么不了了之了。

嘉靖十二年十二月，應天巡按察院行了一道公文給徽州府，責成他們按照判決書，盡快去楊干院平墳拆寺。徽州府收到一看，這道公文上還有巡撫都御史陳軾批示的“照巡按衙門批詳施行”，立刻明白，兩院已就這個問題達成共識。

其實陳軾在徽州同知李邦審結之后，也批示過同意。現在他再同意詹寬的判決，有點打自己的臉。可陳軾也沒辦法，巡按雖然比巡撫品級低，可畢竟不在一條行政線上，真要在司法領域頂起牛來，巡撫也得讓巡按三分。

有了兩院督促，徽州府不敢怠慢，派了一個姓張的通判在楊干院壓陣，把羅秋隱的墳墓第二次鏟平。然后，他們將佛殿拆毀，只留下觀音堂供僧人們禮佛。

法椿和羅顯看著這一切，百感交集。兩人從嘉靖七年斗到嘉靖十二年，卻是這么一個兩敗俱傷的結局。

面對這一結局，法椿大概是放棄了，而羅顯卻在一年之后，重新振作起來。

因為他無意中發現了一個小真相。

在鄭來保被毆死的那一夜，楊干寺的和尚堅稱有佛圓、能霓兩個僧人被羅家毆死，但一直不見尸首；后來休寧、黟縣兩縣斷案時，認定兩人病故；再后來池州府斷案，法椿又拿這兩個和尚說事，指控是羅祿所殺，后被詹巡按證實子虛烏有。

那么這兩個人到底去哪兒了呢？羅顯自己也做了一番調查，調查結果讓他大吃一驚。

還記得法椿的來歷嗎？他本是休寧縣的絕戶長子，逃戶至楊干院被佛海收留，偷偷入了僧籍。休寧縣曾經找上門來，要他回去落戶，不知為何沒有追究到底。

羅顯找到的真相是：佛圓、能霓多年前就死了，楊干院卻一直在虛造僧籍，讓他們活在冊籍里。休寧縣給楊干院發來文書，要求法椿還俗回去落戶，法椿或佛海便買通了休寧縣的一位里老鄭彥儒，把佛圓、能霓其中一人的僧籍銷掉，偽托還俗，虛落在鄭彥儒的里冊中。一人逃出，一人回籍，賬面上做平，足可以給休寧縣一個交代。

經過這么一番運作，死和尚進了活人籍，法椿便把身份洗脫出來。

這次與羅氏對決，法椿故技重施，讓佛圓、能霓兩位勞模再“死”一次，借此誣陷羅氏。

羅顯認為這是一條絕好的證據，憑它一定可以扳倒法椿！他抖擻起精神，打算繼續上告，可寫完狀書卻發現，無路可走了。

此案最后一次是巡按御史詹寬親自審結，巡撫都御史陳軾附署，可以視為終審判決。羅顯想要上訴，地方上已經找不到比兩院更高的司法機構了。此路不通。

等一下。

地方上沒有，那么京城呢？

京城有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還有一廠一衛，還有閣老們，再往上……還有皇上嘛。

羅顯冒出一個極其大膽的想法：要不咱們上訪去吧！

上京告御狀這種事，歷朝歷代都有。漢稱“詣闕”，唐有“投匭狀”“邀車駕”，宋叫“詣臺省”，清稱“京控”。在大明朝，上訪有個專門的術語，叫作“京訴”。

越級訴訟已經很犯忌諱，京訴更是敏感至極。

早在洪武年間，朱元璋曾經給老百姓頒發大誥，頭頂大誥可以直接進京喊冤。不過很快“小民多越訴京師，及按其事，往往不實，乃嚴越訴之禁”。從此以后，大明歷任皇帝對京訴格外謹慎。民眾可以上訪，但甭管申訴事實是真是假，上訪者都得被問罪。

好在徽州府有健訟傳統，百姓法律意識和常識都很豐富。羅顯和羅氏一族研究半天，在大明律里查到這么一條：

“各處軍民奏訴冤枉事情，若曾經巡按御史布按二司官問理……令家人抱赍奏告者，免其問罪，給引照回。”

就是說，如果上訪的案子曾被巡按御史或者布政史司、按察史司受理過，那么上訪者可以免罪。這在法理上說得通，因為被這三處衙門拒絕之后，百姓沒有能再上訴的地方了，只能上京。

羅顯這個高興。楊干院這個案子，終審正是巡按判的，完全符合這個規定。可沒高興多久，他發現這條規定還有個適用范圍：

“軍役戶婚田土等項干己事情，曾經上司斷結不明，或親身及令家人老幼婦女抱赍奏告者，各問罪，給引照回，奏詞轉行原籍官司，候人到提問。”

朝廷日理萬機，不能什么雞毛蒜皮的上訪案子都接。如果你是涉及大逆或人命之事，適用于剛才那條免罪的規定；如果你上訪是為了田產婚姻戶籍之類的，對不起，一樣問罪，還得打回原籍。

楊干院這個案子，核心糾紛是羅家祖墳的位置，歸到田土一類，自然不能免罪。

得，空歡喜一場。

順便說一個無關的趣事，大明律有時候挺地域黑的。在《弘治問刑條例》里有一條關于“京訴”的規定：“江西等處客人，在于各處買賣生理，若有負欠錢債等項事情，止許于所在官司陳告，提問發落。若有驀越赴京奏告者，問罪遞回。奏告情詞不問虛實，立案不行。”特別指明江西人做生意打官司的，不許上訪，否則問罪不說，還不予立案。

為什么這么黑人家？早在朱元璋的《教民榜文》里已有揭示：“兩浙江西等處人民，好詞訟者多，雖細微事務，不能含忍，徑直赴京告狀。”不是不接你們的案子，實在是你們太喜歡打官司了，屁大點事也跑來京城上訪，朝廷實在忙不過來啊……

書歸正傳。

羅家人研究了半天，發現無論如何得犧牲一人，才能把上訪這事完成。羅顯年紀大了，一定扛不住牢獄之災，法律上也不允許老人京訴，得派個身強力壯抗打的年輕人去京城。最后羅顯的侄子羅興站出來，毅然決然地說我去吧。

于是羅顯精心準備了一份狀書，將整個紛爭的前因后果、證據辯駁詳細地寫下來，最后還附了法椿虛造戶口、改換身籍的新犯罪事實。

羅興揣著這份狀紙，從歙縣千里迢迢朝著京城而去。時年嘉靖十四年新年。

尋常百姓看慣了戲文，以為告御狀就是望見皇帝車仗，高舉狀紙，大喊一聲冤枉啊，迎頭一攔。

其實這么做的風險極高。且不說你往前一沖，有很大概率會被護衛直接打死，就算僥幸未死，《大明律·兵律·宮衛》對于這種攔御駕的行為也有嚴厲規定：“若沖入儀仗內而所訴事不實者，絞。”

其他性質的京訴，最多是杖刑或者徒刑，這種就直接絞刑了。

那我不去找皇上，直接在皇城外頭喊冤呢？

也不行。

“擅入午門、長安等門內叫訴冤枉，奉旨勘問得實者，問罪，枷號一個月；若涉虛者，仍杖一百，發口外衛分充軍。”

可見皇城喊冤也是個高風險的舉動。

京訴這事，需要上訪者有極大的勇氣，同時也需要一些技巧。羅興大約在二三月間抵達京城，他顯然得到過高人指點，既沒攔車駕，也沒去城門口喊冤，而是找準了京訴唯一的正確門路——通政司。

通政司是干什么的？它“掌受內外章疏敷奏封駁之事，凡四方陳情建、申訴冤滯、或告不法等事，于底簿內謄寫訴告緣由，赍狀以聞”。這有點類似于中央辦公廳和信訪局的合體，負責朝廷以及地方各類文書的接收、審核、分配轉發等等，職責范圍正好包括了接待“申訴冤滯”這一類的上訪。

雖然通政司只管把文書轉發給有關部門，本身沒有斷事之權，但這是一道必要的審核程序。如果沒有通政司蓋章，你就算有天大的冤情，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也不會受理你的狀子。

羅興找對了門路，把這份狀子順利送入通政司。通政司審核之后，收下文件，正式進入京訴流程。然后通政司把羅興一捆，扔牢里了……別忘了，京訴是違法行為，不問所訴案情虛實，你都得坐牢。

四月十二日，通政使陳經于奉天門把楊干院案上奏天子。嘉靖皇帝讀完這件案子的前因后果，驀地想起一件往事。

嘉靖剛登基那會兒，爆發過一次“大禮議”事件。簡單來說，嘉靖本是興獻王的兒子、正德皇帝的堂弟。正德死后，沒有子嗣，大臣們便把他請來京城當皇帝。嘉靖登基之后，朝臣們說您這算改嗣，得認伯父弘治皇帝為父親，對親爹興獻王改稱皇叔，不然祭太廟不成體統。嘉靖不干，堅決不改口，還想把親爹追認成皇帝。他跟朝臣們斗了幾年，最終獲得勝利。興獻王得了個“皇考恭穆獻皇帝”的名號，神主牌擺進了皇城觀德殿中。

嘉靖是個孝順兒子，對于統嗣奉先之類的事情懷有情結。楊干院案的是非曲直，嘉靖無從判斷。但他對于羅氏一族拼命保護祖宗祠墳這個行為，很有好感，甚至頗有共鳴。朕當年不也是拼了小命，才保住了親生父親的牌位嗎？

而且……這個案子，實在很合朕的心思啊。

羅興進京上訪這個時候，嘉靖皇帝正琢磨著給親爹再弄個廟號，好讓他老人家名正順地入享太廟。此時他的政治手段日漸成熟，知道這種事不宜強行推進，一定得按部就班地來操作。

一切都已經規劃好了。

按照嘉靖皇帝的計劃，在接下來的嘉靖十五年（1536年），吏部尚書夏將上一道奏疏《請定功臣配享及令臣民得祭始祖立家廟疏》，連續提出三條建議——“定功臣配享”“乞詔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祭始祖”“乞詔天下臣工建立家廟”，建議放松宗廟祭祖的禁令，推恩天下，允許子民祭祀自己幾代以上的先祖。

其中最關鍵的一句是：“臣民不得祭其始祖、先祖，而廟制亦未有定則，天下之為孝子慈孫者，尚有未盡申之請。”這是夏的原話，未嘗不是嘉靖皇帝的心聲。夏上疏之后，嘉靖皇帝立刻順坡下驢，下旨準許民間聯宗立廟，祭祀始祖。

這個消息只要一傳出去，全國宗族一定歡欣鼓舞，熱烈響應。朝中臣工無法反對，誰敢說自己不想祭拜先祖？在各地開禁祭祖的大潮掩護之下，嘉靖皇帝便可以順理成章地給親爹追尊廟號了。

這個羅氏祖墳，正好是因為違反了祭祖禁令，才被詹寬毀去。對嘉靖皇帝來說，這可謂是瞌睡時送來一個枕頭。他可以借這件案子隱晦地點明一下態度，提前吹吹風，為明年的開禁祭祖宣傳造勢。

再說了，羅顯告的是楊干院，那是釋教的寺廟，對一心沉迷修道的嘉靖皇帝來說，也沒什么好顧慮的，說不定還會在心里暗爽一下。

想到這里，嘉靖皇帝下旨，交由都察院處理此案。

皇帝的小心思，就是朝廷的大心思。誰都看得出來嘉靖的態度，否則特意下旨干嗎？于是楊干院這樁案子在司法流程走得飛快，從都察院轉呈刑部，再送到大理寺堪合，很快先拿出了對羅興的處理意見。

羅興越訴上京，論律當罪。都察院廣西道——這是部門名稱，并非專指地域——判定對該犯施以杖刑，但法外開恩，減了一等。具體的執行工作，交給了京城地方上的最高司法部門——順天府。順天府對羅興施完杖刑，給了他一張路引，讓他回原籍候審聽理。

緊接著，五月十四日，都察院發布了對羅顯、羅興所訴楊干院侵毀羅氏祖墳案的處理意見：轉發應天巡按御史宋茂熙，著其親自審理。

好敷衍的官腔啊，這不是把皮球踢回去了嗎？

這種上訪案子，朝廷一般并不會做出判定，而是發回原籍，指定地方官員進行審理，是官場慣例。

但如果真以為是敷衍，那就太小看大明官僚們的用心了。為官之道，講究“默會于心”，很多事情不可明于口，只能在細微處去自己揣摩。

官腔，也得看怎么打。

在這份看似冷漠的文書里，都察院寫了這么一段叮囑：“遵照近奉欽依事理……親自虛心鞠審，毋拘成案，果有虧枉，即與辯理。有罪人犯，依律議擬。不得轉委別項官員，以致推調淹滯。亦不得固執己見，羅織成獄。”

這段批示，每一個字看著都是標準官腔，不帶任何傾向，可仔細琢磨味道，就能發現深意。

“遵照近奉欽依事理”意思是本著最高指示的精神。這是個大帽子，讓讀者知道發話的到底是誰。

“毋拘成案”，是讓宋茂熙不要援引此前的判決，等于說皇帝對詹寬的判決不滿意，必須反過來；“果有虧枉，即與辯理”，誰最虧枉，自然是上京告狀的苦主羅家；“亦不得固執己見，羅織成獄”，這是提前定下了此案的調子，你要是不按上頭的心思判，那上頭便認為你是固執、羅織。

在明眼人眼里，這態度已表達得足夠明顯，朝廷就差明著說一句我支持羅家。

如果受理官員還不明悟的話，再想想，有幾個上訪的案子，能由通政司的頭頭鄭重其事地呈給皇上？那個流程本身就傳遞了重要的信息。

皇帝的態度，都察院“默會”；都察院的文書，應天巡按御史也“默會”。宋茂熙是個老油條，他覺得這案子既然得了皇上關注，還是別沾手的好。他隨即下文，把這案子又轉到了寧國府，重新審過。

這套流程，看起來和上一次沒區別，可背后蘊藏的政治意義，卻截然不同。原來只是一樁地方鄉民訴訟，現在卻儼然成了配合中央宣傳形勢的典型。我大明一向以政治需求為第一位，司法什么的走走過場就好。對此寧國府自然也是深為“默會”。

司法問題，政治解決，這場官司的勝負，其實在開審前就定好了。

寧國府這次審理前所未有地高效，不出幾日判決便出爐了。和詹寬當年所判相比，可謂是一個華麗的急轉身：

“斷聽羅顯等照舊修筑墳堆，并埋立志石，墳前摽祀，不許在墳左右別行修理。”

羅氏祖墳，又一次華麗麗地回到楊干院內。

九排年收受賄賂一案也順便審結，系佛熙所為，各自追贓。至于池州府審出的那個所謂“羅顯賄賂九排年每人五十兩”，純屬栽贓陷害。

對于楊干院里的羅氏祖墳內沒發現棺槨的問題，寧國府也十分貼心地做出了解釋：“因前墳自歷唐宋至今數百余年，喪制厚薄，葬埋深淺，委不可知。原遺骸年久，消滅已盡，化為泥土，理亦有之。”

好嘛，羅顯還沒解釋呢，他們已經自動腦補了，真是太貼心了。

寧國府的判決書送到巡按察院，宋茂熙十分滿意，批示道：“寺因墳而建，墳因寺而廢，以理之，毀寺而存墳可也，廢墳而存寺不可也。”

一般對于轉委案件，巡按批個準字就夠了，宋茂熙寫這么多，是把羅秋隱墳和楊干院的性質明確下來，使奸邪無從翻案。再說了，這案子是走京訴的，判決結果得往都察院上報，皇上一定會看見，趁這機會多寫幾筆，顯得忠勤用心。

于是這一件前后持續八年、興訟七次的案子，以呈坎后羅氏的勝利落下帷幕。羅顯百年之后，可以無愧于九泉之下了。

想到他這八年以來的艱辛，不得不感慨一句：羅氏一族的勝利，當然要靠羅顯和族人們的自我奮斗，同時也要考慮到歷史的行程哪。

對了，還有一個人的下落沒交代。

法椿。

他徹底失敗了，不是敗給了羅顯，而是敗給了嘉靖皇帝。在寧國府的壓力之下，法椿洋洋灑灑寫了一篇超長的招供，從他的角度交代了整個紛爭的緣由、過程。

不過法椿不知使了什么招，居然逃過了責罰。

在寧國府的那份判決里，羅顯和法椿等人都有奏事不實的行為，前者杖九十，后者杖八十，但準許罰款抵銷。羅顯的罪名，居然比法椿還重一些。后來羅顯繳納了30石米，才算抵銷了刑罰；法椿有官身，只交了7石。

而且，羅氏祖墳保住了，楊干院也沒受什么影響。寧國府判決里有一條：“本寺觀音堂佛殿并地土，仍聽寺僧法椿等照舊營業梵修。”

把觀音堂、佛殿退還給楊干院，是因為羅氏從頭到尾都沒有主張過對楊干院的所有權；對法椿的罪行懲罰如此之輕，是因為他一直隱在幕后，大部分行動都是通過佛熙等人來進行的。

不過，也許還有另外一種解釋。

寧國府這次判決面面俱到，唯有一個案子——鄭來保被毆身死案——被遺漏掉了。按說這次判決對羅顯如此偏袒，這么重要的人命官司怎么可能不提？再回想起休寧、黟縣兩縣合審時，曾經判定鄭來保屬于病故，也未予以深究。可見無論徽州府還是寧國府，在這個案子里都不支持羅顯的主張。

所以，有沒有可能，鄭來保真的是意外病故，卻被羅顯拿來給楊干院潑污水，而徽州、寧國兩府沒有被羅顯蒙蔽，認為這件人命官司不存在，法椿才沒有被重判？

更不要說羅顯被先后判了數次“奏事不實”，說不定都和鄭來保案有關。

對于整個楊干院事件，我們得保持一個清醒的認知：所有關于這件案子的資料，都是出自羅顯編撰的《楊干院歸結始末》，內容不可避免地從羅氏主觀立場來敘事。他們是否文過飾非，是否夸大其詞，無從知道。法椿未必有那么邪惡到底，而羅顯，也絕非一只善良的小白兔。

歷史的復雜性和迷人之處，也許就在這里了。

無論如何，折騰了一大圈，局勢回到了嘉靖六年的原點。楊干院的僧人們，照舊在寺內誦經禮佛；羅氏一族，照舊每年來墳前祭拜。孤墳與古寺終究沒有分開，一如從前。

楊干院的官司結束了，可歷史的進程，還在繼續。

嘉靖十五年，夏上疏三道，建議開禁祭禮。民間祭祖立廟之風大盛，令宗族社會形態進一步鍛成，對后世中國影響深遠。

在同一年，按照徽州當地保存文獻的好習慣，羅顯把這場官司的相關文書，纂成了一部《楊干院歸結始末》，留給子孫后代，希望他們“未必不興感警創以動其孝思，亦期保久遠之一助也”。

嘉靖十七年（1538年），嘉靖皇帝如愿以償地為父親追尊廟號，為“睿宗”。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睿宗的神主牌位入享太廟。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徽州府修《徽州府志》，將楊干院的興建時間定于宋寶祐六年，為護羅秋隱墳而起，為這起爭訟畫上最后的句號。

羅氏一族繼續在呈坎繁衍，綿延至今；楊干院也始終坐落在楊干，不曾遷移。遠山近溪，晨鐘暮鼓，幾百年來，那座孤墳依舊矗立在佛殿之前，只有悠揚的鐘聲始終相伴。當地至今還流傳著一句俗話：“陰塢口的風，楊干院的鐘。”兩者皆是興旺不衰的象征。

楊干院在明末尚存，兩朝領袖錢謙益還曾寫過一首《三月七日發灊口，經楊干寺，逾石砧嶺，出芳村抵祥符寺》，再后來如何就不得而知了。我看到有一篇今人的《徽州百村賦》里提及，楊干院敗落于清末，只有建筑留存。到了1985年12月，村民在院里烘烤球鞋，不慎點著了蚊帳，把這座空寺徹底焚盡，只有一道灌斗磚墻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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