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我就是個小排長，能擺弄的也就是4連的那幾十號人。好在平民百姓家里確實沒啥大事，至今為止，我處理過的最大的事，就是有人被警察當成亂黨給抓了，讓我去撈人。

我一個小小的排長，靠面子撈人是不可能的，只能找關系，花錢。那人是爹以前的工友的兒子，為了撈他，我花了一百多塊。

那家人和我家以前一樣，窮的叮當響，為了求我辦事，他給我爹送了四瓶酒，就是商店里最便宜的那種，這就已經要傾家蕩產了。人家都這么困難了，我哪好意思管人家要錢啊？就算我肯撕破臉皮去要，人家也拿不出來啊！

大伯這次也是來求我撈人的。和上次不同，這次要撈的人是被首都治安局抓走的。

大伯一再保證，他的大兒子，也就是我大堂哥和亂黨沒有任何關系。我知道他沒說謊，因為他根本就不知道大堂哥在做什么。

我那位大堂哥不是個安分人。打我做荷官的時候，他就經常偷偷找我借錢。粗略算算，他從我這兒借走的錢，一百塊是少不了了。

他找我借錢，不是為了吃，不是為了喝，更不是為了賭和嫖，而是為了所謂的“事業”。找我借錢的時候，他經常給我講那個所謂的事業。什么自由啊，民主啊，再有就是革命啊，興國啊什么的。

我問他說，你干那個事業，能養家嗎？大堂哥說，這事業養不了自己家，但是能讓更多的人養得起自己的家。

我知道，大堂哥這是信了革新黨。當了兵之后，我勸過他，想讓他迷途知返，可是他不聽，還反過來勸我，希望我不要執迷不悟。我勸不動他，只能勸他小心點，別讓人抓了。

他答應的倒是痛快，可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他顯然沒把我的話當回事。

之前說過，我在首都治安局有熟人——只是臉熟的那種。我和被抓那個學生說的話，沒有一句是騙人的，都是我親耳聽到的。首都治安局在拷問方面相當厲害，據說就算是鐵嘴鋼牙被送進去，嘴巴也能被撬開。

大伯說，大堂哥是大搜捕第一天的時候被抓的。因為大堂哥經常不著家，大伯也不知道他被抓了。后來還是大堂哥的朋友——我估計那就是他常說的同志，那人來到大伯家告訴他，說大堂哥被首都治安局給抓了。

大堂哥已經被抓了三天，他無權無勢，不是學生，連工作都沒有，這種人進了首都治安局，必然是大刑伺候。三天下來，就算你不是亂黨，也把你打成亂黨。如果大堂哥意志不夠堅挺，估計現在已經在認罪書上簽字畫押，過幾天就要被拉出去槍斃了。

所以說，這事很難辦。我一個小小的排長，人脈和財力都太過有限，大堂哥沒認罪還好，我拼一拼還能把他撈出來。萬一大堂哥認罪了，那我就一點辦法也沒有了。

倒不是說真的沒有辦法，想救人不一定非得撈，還可以搶。可是我真要是這么做了，我們槍家全家老小都得玩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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