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熙登基的時候，朝堂內有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和鰲拜四大輔政大臣爭權奪利，哪怕是他親政都無法掌控朝局。

朝堂外，南方大片領土都被三藩把控，沿海還有鄭成功和張煌組織的抗清義軍，這支軍隊曾經借著水師的便利，乘船帶領17萬人，走水道沖進長江一路打到南京城下。

北方邊境有沙俄，西北方有準噶爾，整個清王朝真正掌控的其實只有北方的區域，境況真算是危如累卵。

正是這種環境下，康熙登基之初就下了一道命令，不允許在瓷器底部落年款。因為瓷器易碎，如果帶上了年號一起碎了，寓意不詳。

對這條命令，史書上也有過明確的記載。

康熙16年，正是清軍和吳三桂間的戰事膠著的時候，清朝丟失了大片土地，形勢危急。

在這年，康熙親下圣旨，給到當時的景德鎮官窯的管轄者，江西浮梁縣令張齊仲，要求他“禁鎮戶于瓷器上書寫年號及圣賢字跡，以免破殘。”

現在常說，政治和生活息息相關，這就是一個很好的實例。

而到康熙中后期，局勢穩定，百姓富足，為了彰顯自己功績，康熙才徹底放開了落款的規定，并且康熙也確實是個很聰明的皇帝。

他不像他的兒子孫子，大搞文字獄。在康熙朝你喊反清復明會被殺頭，但在瓷器上落個大明的款，卻不會受到懲處，這就好像是給即將決堤的堤壩開了道泄洪的口子。

借此宣泄漢人，尤其是漢人中高級知識分子的對立情緒。此舉也確實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國內的滿漢矛盾。

這種“大明康熙年制”的瓷器，大概率就是在那個落款自由的時期，某個漢人以此懷念前朝，而特意燒制的作品。

但這種作品畢竟是犯了忌諱，而且康熙之后的雍正乾隆都曾經大興文字獄，一旦被查到持有這杯子，那必定是個人頭滾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