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亞發公公司成員，主要是河西士族豪強，而河西諸郡縣因為地理位置的關系，朝廷對河西諸郡的控制遠比中原要弱。基本上有能力的郡太守或縣令可以利用士族豪強的矛盾，勉強維護朝廷的統治。然而這樣有能力的太守和縣令實在是太少了。大部分郡縣朝廷政令出不了郡城。

對于這種局面，冉明不是不清楚，只是沒有辦法改變。也可以說這是歷朝歷代的傳統，越是距離中樞越遠的地區，朝廷的影響力越弱。如果沒有庭州十九郡，那么讓士族豪強控制河西也沒有什么不可以。偏偏冉明制定了攻占楚河流域的國策，而河西則成了西征命脈。這河西不能直接控制在朝廷手中，劉科不安心，冉明更不甘心。

所以劉科在疏勒制定這個計劃的時候，就把中亞開發公司捎帶上了。和冉明不同，劉科眼中可沒有什么是非觀念，在他心中無論對錯，只要是反對冉明的人，都是罪人，都該死。現在經此一戰，中亞開發公司名存實亡，但是損失最大的卻是河西士族和豪強聯盟。

此時中亞公司不僅集中了河西豪強超過八成以上的私兵，更包括了河西豪強幾乎全部人才。此時就算河西士族和豪強有心對抗朝廷，也有心無力。不過劉科也清楚這么做會讓他成為河西甚至天下公敵，但是劉科卻不在乎。他在這個世界上只在乎一人，那就是冉明。

寫完這六個字，劉科好像是耗盡了最后的精力，他緩緩的倒在了地上。葉咸、趙訓大驚失色，在詳細檢查劉科身上并沒有致命傷痕后，這才放下心來。

就在安西軍正在宜將剩勇追窮寇時，魏國皇帝冉明正在處理益州受災之事。黃帝紀元四七九八年五月十一日，益州刺史宋憲上書益州境內突降暴雨，死傷百姓千人，另有數萬百姓房屋被毀，流離失所無處容事。現暴雨已經減弱，然而暴雨造成泥石流堵塞了官道，數十城與世隔絕，很多地方官道被山洪水淹沒，外面的人進不去，里面的人出不來。一些村莊整座整座的被山上沖下的泥石流埋沒，很多睡夢中的百姓就此被活埋。

歷朝歷代對于災情能夠做到的就是派員設賑災點，給予百姓一些能夠果腹的口糧，或者在城門口支上一些大鍋熬粥，再派人掩埋死難者尸體，再將孤兒和老人安置。要是災民作亂，便派官軍**，如此便是難得的能吏善政，要寫入地方志，在史書上也值得大書特書了。

然而，作為后世之人，冉明并不認同內閣作為的處理方案。冉明立即頒布圣旨傳令駐守成都的魏國皇家步兵第二十七師，駐漢中第十三師以及都昌新編五十六師挨門接令后赴災區救災。

冉明提出了一個政治口號：“災情既軍情，救災如救火，各部接到命令后必須無條件救災，任何事情都要為救災讓道。”

在這次處理益州災害，冉明不僅動用了三個整編步兵師，同時動用了荊州、益州內河水師大小運輸艦四百余艘進行緊急運輸糧食、藥品和帳篷等物資。而且調太醫院傷、病、疫各類醫生共一百四十余人并鎮西軍和鎮南軍野戰醫院全體醫生、護理人員也趕往災區，一方面救治傷員，另一方面開展災后瘟疫預防。

就在冉明動員魏國國家力量進行緊急救災時，魏國皇后謝道韞也沒有閑著。謝道韞向在鄴城官員、朝廷在冊有品級的夫人、孺人一千余人發布請柬，讓她們入宮在長安宮赴宴。席間謝道韞表達了她對益州災民的同情，號召各位夫人孺人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因謝道韞在皇宮內發起的募捐，很快得到朝外內外的積極響應，短短半個月的時間，魏國全國各地共捐獻錢財、衣物、以及各種物資，價值多達一百六十余萬金。

魏國處理這次益州災情，冉明不僅動用軍隊，還命皇家特衛組織精干力量共赴災區，一旦發現謠流出，必須立即予以辟謠，同時抓捕造謠傳謠者，傳謠者送入工礦充苦役一至三年，造謠者不問男女老少，不問居心，一律砍頭。

千年以來的歷史和前世經歷的一切告訴冉明，民智再如何開，謠總是有市場。在后世日本核泄露，讓天朝億萬百姓恐慌、囤積食鹽，甚至出現為了搶購食鹽而發生踩踏受傷事故。更何況在這個時代了，如果有心人散布謠，很可能產生驚恐，懷疑和否定官府。而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幾乎都有謠相連，如當年陳勝李廣在大澤鄉弄的魚腹丹書、狐貍叫，黃巾軍的“蒼天已死，黃天當生”，元末韓山童在黃河上弄的獨眼石人等。

冉明不懼怕災民造反**，也認為這種可能性很少，但卻不能不防有心之人利用災民，畢竟一旦亂起，魏軍就要**，而不管取得何等的大勝，死去的都是無辜災民和百姓。魏國的人口雖然不少了，但是卻沒有一個人是多余的。每一個人都有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冉明秉承能多救一人就多救一人，能少死一人就少死一人。

就在冉明動員國家力量的同時，魏國道教教主楊羲也意識到了機會。楊羲頒布天字號教令動員道教教眾共赴災區，既為死難者做法事，也要安慰災民，宣傳皇帝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