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完了王承恩的匯報之后，朱由檢還順便了解到，西北甘肅、陜西的關稅收入達到了17.7萬元，足足是往年的5倍。稅額增加的原因，還是在于廢除了以茶易馬的限制，并放開了對于日用品的貿易限制。

由于放開了正常的貿易通道，越境的走私商人自然也就減少了。甘肅、陜西的邊軍將領雖然也參與了邊境走私貿易，但是甘肅、陜西的邊境形勢遠比山西更為嚴峻，雙方的仇殺也較為頻繁，因此涉入走私貿易的程度也較輕。

特別是甘肅地區，地瘠民貧，加上又處于蒙古和青藏往來交流的主要通道上，小一些的走私商人根本不需要通過和邊軍勾結才能出入邊墻。再加上因為甘肅兩面受敵，明朝國力衰退后，邊境形勢惡劣，邊軍將領往往把邊境貿易當做安撫這些邊境少數民族的手段，采取了默許的態度。

因此甘陜的走私貿易便成了野蠻生長的典范，同山西這種政商勾結的走私集團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不過這種以小走私商為主體的走私行為，充其量也就是維持了邊境地區最基本的物資交換，向青海、外蒙地區的深入貿易，他們也就無能為力了。

一來是這些小走私商資本不足，無法組織大規模的商隊，容易被馬匪劫掠。畢竟青海地區有著20多個民族，從蒙古一部遷入青海之后便陷入了混戰之中，小一點的商隊根本無法自保。而前往外蒙古的道路又太過遙遠，成本高的嚇人，一趟虧本他們也就無法翻身了。

二來則是，兩地的皮貨光憑甘肅一地是消化不了的，但是山西的大商人從右翼蒙古各部收羅來的皮貨，早就控制了陜西及通往中原的商路，甘肅的走私商人根本沒辦法與之競爭，自然也就擴大不了規模。

而當朝廷下令正式開市后，這些小走私商人便自然的匯聚到了出關的大商隊的名下，如此一來，原本難以收取的稅收就變的容易了。

至于朝廷需要的馬匹，反而因為廢除了強制性的茶馬貿易后，馬匹的數量和質量都有所上升了。畢竟在茶馬貿易時明國才是強勢的一方，因此在以茶定馬價的過程中，往往考慮的不是市場經濟而是政治形勢。

也因此易馬的茶葉數量飄忽不定，往往以抬高茶價壓低馬價來控制茶葉的出口數量，這種行為不但損害了草原民族同大明貿易的熱情，反而促使了走私貿易的繁榮。而從另一方面來說，抬高茶價獲得利益的并不是茶商，而是中飽私囊的馬市官吏和走私商人。

所以茶馬互市很快就成了大明的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今年改用了新的貿易方式后，不管是馬的數量還是質量都大大的提高了。5140匹中等以上的馬匹，按照市場價格收購，平均每匹11.5兩，花費了8萬2千7百余元。雖然價格高了往年的一倍，但收購來的馬匹卻是真正中等以上的良馬。

朱由檢安靜的想了一會，才對著王承恩吩咐道：“馬價銀從內庫出，并加價20%給付甘肅、陜西茶馬司，在茶馬司沒有改制之前，今后便按照這個規矩行事。

購買來的馬匹除了撥付給甘肅、陜西的官軍外，另外挑選一些好馬送上京城來作為種馬。另外你同戶部商議下，甘肅、陜西的關稅以五年為限，五年內不外送京城。三分之一劃撥當地駐軍，三分之一交給當地政府，三分之一用于修建互市的場地、道路和醫院。

另外，肅州駐軍堅守國門，但是當地糧食卻不能自給，導致肅州軍民困苦。而甘肅地方貧瘠，一時也無法照顧肅州。因此以朕的名義，每年從內庫撥款5萬元，專門用于保障肅州軍民的糧食和日用供給，任何人不得挪用此項轉款。”

雖然崇禎推掉了甘肅、陜西的關稅，這原本應該是內府和戶部分享的款項，又倒貼了馬價和肅州軍隊的補貼。但是看著內府這趟獲得了76萬余元的高額收益，王承恩都忘記了應當勸慰崇禎節省些內庫的資金了。

對西北邊貿的事下了一個結論之后，朱由檢這才接著詢問道：“那么今年大明的茶稅究竟收了多少？”

王承恩略略遲疑了一下，才說道：“廢除了茶引制度之后，各地的茶稅依然沒什么起色，按照值百抽三點五的國內稅，總額反而從往年的20萬兩降到了13萬兩不到。

而茶葉交易唯一上漲的區域，是在漢口成立的茶葉市場，原本湖廣每年成交的茶葉數量是，芽茶5千擔，葉茶1萬4千擔。

但是今年光是在漢口成交的茶葉數量就超過了15萬擔，上繳了稅金近2萬兩。其成交數量僅次于閩茶的22萬擔，成為茶葉出產第二大省。

不過根據記錄，茶葉出口關稅的形勢到是好于往年，從不足2萬兩，漲到了3萬余兩。所以兩下相加，計有茶稅16萬余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