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過了崇禎的親筆信之后，崔呈秀便知道自己已經無路可退了。沒有人比他更為了解，皇帝對于推動土地改革之政的決心。他有時候覺得，如果后金真的愿意龜縮在遼東一地，說不定皇帝還真會同后金和平個幾十年。但是如果有人想要拖延土地改革政策的實施，崇禎是絕不會就這么輕輕放過的。

在和皇帝商議土地改革政策的實施細節時，崇禎對于那些舊士紳地主的輕藐和嫌棄之意，常常是不加掩飾的。皇帝對于這些士紳地主的忠誠也是嗤之以鼻，崇禎曾經對他說過：“這些人口口聲聲說他們效忠于大明，效忠于朕，甚至連自己的生命都肯放棄。

但是朕要是動了他們一點土地，他們就哭天喊地的給朕帶上昏君的帽子。連自己的財產都舍不得貢獻給朕的人，卻說要為朕的江山死而后已，可見就是一群騙子。太平盛世也就罷了，大家互相糊弄一下，也還能弄個天下無事。

大明都到了今日這般地步了，不把這群騙子拖出來明正典刑，留著他們還有什么用？農家家里養頭豬，過年的時候不也得宰掉吃肉么。自家的豬不殺了吃，難道真要留著給強盜打牙祭么。”

崔呈秀至此方知道，皇帝對于那些無用的士紳地主是有多嫉恨。另外，雖說他被皇帝推出來當這個土地改革委員會的頭，但事實上真正做事的卻是那些鄉村學校的學生。

自崇禎登基之后，便開始推廣新式小學，京畿河北一帶的小學校是建設的最為出色的。這些新式小學教授的是拼音、白話文、簡化字和簡單的數學、歷史、地理，小學校也是各鄉村進行掃盲的據點。

雖說有許多農人覺得自家孩子用不上而不肯去學，但是有些心思靈巧和目光看的較遠的農戶，還是將自家子弟跳出幾個聰明的去上學，反正也是不要錢的學堂。而一些機靈且好熱鬧的成年人，也愿意去學堂上一上掃盲班。畢竟隨著鄉村公社化之后，讀過書的人更容易被推選為公社的帶頭人。

到了崇禎五年，當年那些十三、四歲，十五、六歲的農戶子弟，有的讀了三年初小，有的從初小進入了高小，現在這些人也都有十七、八歲到二十歲了。

這些人的學問自然不能和那些以科舉為業的讀書人相比，但是好歹他們也不是睜眼瞎了，也看得懂官府的公告和大明時報的文章，懂得用自己的腦子去思考一些事情，而不是如父輩們一般對士紳地主唯唯諾諾了。

但更重要的便是，這些新式小學培養的學生數目，要遠遠高過有錢人家培養的讀書人。憑借著學校中學習結下的同窗之誼，這些年輕人更容易聯合起來反對過去鄉間的陳規舊俗，維護農人的利益。

在南方這樣的人就會被士紳地主視為刁民，不是聯合官府進行打壓，便是籠絡以為自己所用。但是在京畿河北地區，這些新式小學培養出來的刁民數量實在太多。而憑借著學校體系，他們還能在官府那邊找到支持者，于是士紳地主用于對付少數刁民的舊招數就不太靈光了。

而這些士紳地主眼中的刁民，也是農村中最為支持土地改革政策的，因為這符合了他們的利益。但凡讀了幾本書的農人，肯甘心繼續過著牛馬一樣生活的老實人就很少了，十個讀了小學的年輕人，總有那么三、四人是會萌發出，想要改變自家的處境，過上和老爺們一樣生活的向往的。

一旦產生了欲望，就會想要改變，土地改革政策能夠打破舊有的鄉村秩序，這自然也就得到了這些讀過書的年輕人的支持。當然還有一些更有抱負的年輕人，就會選擇從軍，試圖像那些參軍退役后進入衙門工作的前輩一樣改變自己的命運。

正是因為有著這些鄉村年輕人的協助，土地改革政策才能在短短幾個月內席卷了整個京畿河北地區。讓那些中小地主們難以聯合起來對抗朝廷，這才不得不試圖尋找外援去。

而也正是看到了這些鄉村年輕人想要打碎過去鄉村舊秩序的迫切心情和驚人力量，這才讓黃立極、崔呈秀等人膽戰心驚，試圖在土地改革政策上退縮，同那些反對改革的士紳地主進行妥協。

比起因為政務繁忙而難以深入思考的黃立極，和好權謀卻無遠見的馮銓，崔呈秀其實對于這股力量看的更為透徹。現在還只是新式小學成立五年而已，如果再加上兩年中學，三年的大學，那么等待崇禎登基10年之后，皇帝無疑就擁有了科舉之外的另一批人才。

和那些各有門戶的讀書人相比，新式小學-中學-大學的學校體制，通過統一的教科書培養出來的，只會是價值觀極為接近的學生。當朝廷開放了對于這些學生們進入仕途的通道后，舊科舉制度下的讀書人被淘汰的命運是不可避免的。

哪怕崔呈秀已經將自家綁在了皇帝的戰車上，但是自小發蒙學習的圣人之，依然讓他很難接受這個現實。但是當他被皇帝逼到必須站隊時，卻是很清楚的了解那邊的前景更為光明，甚至于他在心中如此想著，既然不能妥協下去，那么好歹崔家總要在這股力量中獲得一席之地才行。這也就是他，為什么會對著黃立極和馮銓說出如此決絕的主張緣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