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采礦業最是耗用人工，礦主常常招募四方流民，開礦常常需要動用火藥、鐵器之物，礦山又往往處于荒山野外。可以說都是縣衙難以管理的盲點，也是作奸犯科之輩的藏身之所。

且礦主開礦毀壞山林，往往導致水土流失，使得地方的河流干枯，良田廢棄。同當地士紳百姓易起糾紛，不是訴訟就是群起械斗。

當地的縣令難以管理不說，此等精壯礦丁，數百、數千人群集一處，若是被奸邪之輩煽動，豈不就成了禍害地方的源頭了？”

對于郭允厚的擔憂，朱由檢倒是蠻認同的，這個時代大部分的私礦都是違法的。因此敢于開礦的礦主，不是當地的地頭蛇，就是一些走投無路，豁出去的流民。

對于這些礦主、礦丁來說，他們對于朝廷的畏懼是最為淡漠的。若是礦山采空或是經營不善而虧本之后，在這個嚴格限制流動的社會，這些無礦可采的礦工們，大多數都會成為盜賊團伙的后備補充力量。

這對于希望把農民禁錮在土地上，過著永遠不變的穩定生活的地主士紳們來說，顯然就是一個破壞現有秩序的威脅。

他們并不希望，在自己的家園附近，出現一伙可能會成為盜賊的流民，威脅著自己或是親族的田園生活。

云南也就罷了，畢竟那里遠離中原，少數民族眾多，士紳力量薄弱。但是山西就不一樣了，山西雖然號稱是表里山河，環山繞水平原地區不多。

但是山西瀕臨黃河，乃是華夏文明最早的起源地之一，這里的文化和經濟一向不弱于中原地區。

雖然山右商人的富豪聞名于天下，但是山西人在朝中的勢力同樣不可小窺，沒有這些山西官員的庇護，山西商人也不能牢牢把持著大明鹽業近百年。

如果皇帝要在山西開礦，勢必要觸動山西地方士紳的利益，且在山高林密的山西，一下涌入這么多礦丁，這對于社會治安顯然是一個極大的隱患。

郭允厚雖然是山東人，但是在江南官員人數眾多的現實面前，還是要維護北方士紳的共同利益的。

朱由檢思量了許久才開口說道：“我們先談談這個鹽稅的問題，大明鹽稅現在采用"綱鹽制"，持有鹽引的商人按地區分為10個綱，每綱鹽引為20萬引，每引折鹽300斤，每引給銀六錢四厘，稱為"窩本"，另稅銀三兩，公使(運輸)銀三兩。

也就是說，每引鹽朝廷應當收取銀6兩6錢4分，如果每年200萬引鹽全部兌付，應得稅銀1328萬兩。當然這是不太可能的事，畢竟我們要承認朝廷鹽引的發放已經失去控制，常常超出了鹽場的生產數量，更別提鹽場還要隱沒一部分產量作為余鹽出售。

但是，即便是按照最寬裕的方式進行計算，一年兌付七成新鹽引，三成作為還清舊鹽引，每年鹽稅收入也應當在900萬兩以上。

朕再閉一閉眼，拿出兩成給鹽務官吏分潤，那也的交給朝廷每年600萬兩吧。

但是朕查閱了改行綱鹽制之后，歷年來鹽稅的收入，最高的一年收了250萬兩，其他年份大多在200萬兩上下浮動。

好么，一年1328萬兩的稅銀，實際繳納上來的還不到2成，朕倒是想問問了，這些鹽務官員當的究竟是誰家的官？難道真當朕不敢殺人嗎？”

朱由檢說道最后，語氣森然，猶如下一刻就要爆發了一樣。不管是郭允厚還是黃立極，都沉默了下來，完全沒有替都轉運鹽使司和鹽課提舉司官員說情的念頭。

兩人腦子里只有一個念頭，皇帝究竟是如何得知這些情報的。一直以來，文官們都不愿意讓皇帝太過了解政務的細節，以確保皇帝在消息缺乏的狀況下，只能在文官們提出的建議中選擇而已。

即便是嘉靖、萬歷這種嫻熟于政治斗爭的皇帝，就算斗倒了朝堂上的政治對手，但是最終還是要依靠另一群文官來處理國事。

然而，現在這位年少的崇禎皇帝，也許在政治斗爭中不夠圓滑老辣，但是卻隱隱脫離了文官對于朝政的控制。

就像現在，不管他們有再多的借口，也無法在這么切實的數據面前進行否認。老實說，他們雖然知道鹽政是大明最**的一塊，但是從沒有去想過收集這些數據，也沒想過這些官員和商人，居然能夠**掉這么巨大的一筆數額。

郭允厚和黃立極也不得不離開座位，向崇禎伏地請罪。朱由檢第一次沒有馬上讓兩人起身，反而對著兩人沉默了許久，才冷冷說道。

“事實上，朕聽到的傳聞還不止一個。朕的內閣之中，除了寥寥幾人，其他人都有親族奴仆插手鹽務，獲利頗豐啊。”

原本還有些冷靜的黃立極和郭允厚，這時才覺得額頭有些心驚肉跳的感覺，他們兩人正在皇帝所說的其他人之中。